邓小平理论与新时期社会科学事业

方法深入研究实际情况，不是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日用万宝全书”，从中寻找只言片语作为现成结论，就是想从“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注：《列宁全集》，第3卷，12页。）不难看出，这种态度看似坚持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背离。然而，实用主义也讲“实践”，但讲的却是一种个体的“生物有机体的盲目本能活动”，一种主观意识活动。这种实践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见诸客观的、能动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加之，实用主义提出“有用即真理”的命题，势必表现为形式上对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在本质上同教条主义一样，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否定。同是一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法国新古典主义者从中采取了足以辩护法国古典戏剧的理论，制造了亚里士多德不曾明白规定的三一律；而德国启蒙运动领袖莱辛却采取了足以攻击法国古典戏剧的理论，为他所主张建立的市民剧辩护，其实亚里士多德从来也没有梦想到市民剧。（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7页，1964。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这段话是引人深思的。同样道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都妨碍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无法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是应该坚决摒弃的。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终极真理，而应看作是指导实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还须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从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谈得上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理论的坚定性决定着政治的坚定性。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使命，只有自身学习好邓小平理论，才能不辜负这一时代重托。 
第三，努力实现科学研究的创造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整个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本身，处处都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的有机结合，既做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做到了突破僵化思想束缚，锐意创新，勇于实践，从而实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理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邓小平同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杰出楷模。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邓小平理论，就要善于把邓小平理论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态度转化到自己的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去，努力使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达到创造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活动，创造性是其本质和灵魂，具体体现在它的新的理论观点、新的材料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离开了创造性，科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创造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同时具有科学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是指其内容的真理性，即是否正确反映了一定范围社会现象的本质联系，是否揭示了社会发展变化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客观世界是永远向前发展的，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真理也只能从局部到整体，从相对向绝对的方向不断深化和发展。从某一学科、某个专门领域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可能做到绝对全面地揭示真理。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揭示真理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其科学性之所在。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做到创造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科学的认识功能以及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导向作用。 
第四，理论联系实际，努力使社会科学研究更加贴近现实生活。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62页、 163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历史阶段，这也正是我国逐步摆脱不发达状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最大实际。社会科学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就要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实际，一切从这个大实际出发来思考和研究问题。这也就是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的“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因此，新时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面向实际，使自己的科研成果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就要密切关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在理论上做出科学回答。这应该是一切可能涉及的社会科学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主攻方向。 
三 
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国新时期社会科学事业不仅仅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事，这是全党的大事，也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大事。这是因为，社会科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知识，“从来不是一种消极的教条，在维护或者摧毁一种社会制度上，这种知识总是起着积极的作用。”（注：〔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555页，科学出版社，1983。）因此，充分认识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定不移地贯彻我国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认识的高度决定方针政策落实的程度，进而决定具体措施的力度。只要全党全社会重视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新时期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就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当前，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用邓小平理论作指导，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问题对于我国新时期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一是“双百方针”与政治纪律的关系。“双百方针”是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重要方针和政策保障，它反映了科学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国新时期社会科学事业，就要一方面坚决贯彻党的这一方针，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和创新，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并上升到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即不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违背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论观点使之广为传播，而只能在内部探讨和通报，这同样是社会科学自身某些特点决定的。本着科学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模范。在这方面，由于职业的特殊性，非党社会科学工作者同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什么不同。 
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与资产阶级社

会科学的关系。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是无疑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本质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至今没有改变。但对此不应作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列宁在评价泰罗制时，在指出其资产阶级剥削性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泰罗制“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注：《列宁选集》，第3卷，511页。）。这表明，在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方面，仅仅认识其阶级性是不够的、不全面的，还要充分认识到，与现代大生产相结合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也有其阶级性与科学性统一的方面以及阶级性与社会性统一的方面。因为真正的科学成就都是可以冲破阶级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成就是如此，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科学成就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善于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成果，一定不要以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为由而简单地加以排斥，而应该进行具体分析，下一番去伪存真的鉴别和筛选功夫。这就不能等人家“送来”，而要以鲁迅的“拿来主义”精神，“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把一切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丰富和发展我国新时期的社会科学。诚然，这是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但同时又是当代社会科学国际化趋势的合乎规律的反映。 

《邓小平理论与新时期社会科学事业(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