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

。
　　美国政治制度、政治理想与其实践成就相结合，使美国人坚信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普世性的。反之，当美国人受到威胁时，他们将对自身的攻击首先视为对其价值观的攻击，美国精英与民众对“9·11”恐怖主义袭击的诠释可谓明证，绝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这些袭击体现了对美国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攻击。
　　其次，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的，而非悲情诉求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昔日外来强权造成的悲痛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在印度、埃及等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里，民族主义最为强烈。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与这种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截然相反。美国的民族主义源自开国以来战争与和平中的诸多胜利；而一系列民族屈辱和惨败构织着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胜利诉求的民族主义者庆祝他们的积极成就，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者的哀鸣甚少同情。
　　最后，美国民族主义向前看，而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那些坚信美国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感的人士并不停留在历史荣耀之上(尽管这些荣耀构成了美国民族特性的核心)。相反，他们向前看，认为本土和外国的未来都会更加美好。这种动力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盈着传教士精神和短暂的集体记忆。这种向前看和普世性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主义的向后看、排他性的观点发生冲突势在必然。在中东地区，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以来西方军事入侵的记忆萦绕不去，它们对美国“解放”伊拉克人民计划的怀疑是情不自禁的。就中国而言，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台湾视为脱离的省份，美国支持台湾自然是双边关系中最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失去台湾——不管是1895年日本的割占还是1949年国民党的盘踞——被视为民族赢弱和屈辱的标志。
　　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之处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最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如此笨拙。美国民族主义第二个悖论的最佳例证是越南战争。美国普世性政治价值观(越南战争时期的反共主义)、美国实力的必胜信仰与短暂的民族记忆相结合，导致美国制定了与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灾难性政策。抵抗外国(中国和法国)统治界定了越南人民的民族经历，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独立和统一，而不是在东南亚推行共产主义。  
　　　　　　　　　　  不同民族主义的冲突
　　　　　美国　　　　　　　　　　　　　　　其他国家
　基于普世理想(民主、法治、　　　　基于种族特性、宗教、语言和地理
　自由市场)和制度(分权)
　普通民众自愿的产物；民众　　　　  政府精英培育，国家机构(警察、军
　欣然接受价值观和仪式，没　　　　  队、国有媒体)推动
　有人为强制灌输
　胜利诉求的，源自战争与　　　　　  悲情诉求的，源自一系列民族屈辱和
　和平中的胜利　　　　　　　　　　  惨败
　向前看，短暂的集团记忆　　　　　  向后看，停留在昔日荣耀和历史
　和传教士精神　　　　　　　　　　  积怨之上

　　
　　在与几个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很少关注民族主义在确保这些敌对国家政权、赋予其合法地位方面的作用。美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政策或者漠视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如菲律宾和墨西哥)，或者一贯坚持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偏见，夸大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古巴)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对抗性。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秉持后殖民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拒绝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或苏联阵营建立战略联盟，华盛顿官员对此困惑不解，他们无法想象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中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这种心态在当今的回响，就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或者与我们一起或者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
　　美国仍然不能有效地应对海外民族主义，导致了如下三个直接后果：第一也是较次要的是，美国的麻木不仁在外国政府及其人民之间引起了强烈的怨恨情绪；第二显然也是最严重的，这种麻木不仁的政策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当美国力图削弱外国敌对政权时尤其如此。毕竟，民族主义是堪与民主自由主义力量抗衡的少数原始思想之一。以当前富有戏剧性的朝鲜半岛核危机为例，南韩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兴，他们把制造麻烦的北方邻居视为亲戚而非恶魔，这是华盛顿在应对平壤边缘政策时未曾考虑在内的。与以前事例类似，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往往与盟国人民的看法相去甚远，且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即推动盟国人民支持美国所反对的政权。最后，鉴于民族主义推动着美国的政策，其他国家必然认为美国的海外行为是伪善的。当美国以捍卫本国主权为名削弱全球制度(如《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和《全面禁试条约》等)时，这种伪善尤为突出。美国拒绝多边协议也许在国内得分，但在外国人看来，美国人普世辞令、其信奉的理想与美国看来决心在海外追求狭隘国家利益的行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必将侵蚀美国的国际信誉与合法性。
　　如果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地理位置和距离上不是这样隔离，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冲突也许不会这样严重。实际上，地理隔离并未削弱美国人政治理想普世性的信念。美国建立在如下原则之上：即所有人民(并非仅仅美国人)被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信念薪火相传，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世界建立在四大自由之上的观点到乔治·W·布什的“人类尊严不可商榷的需求”。
　　但是，美国的相对孤立必然导致对其他国家理解不够，在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造就了巨大的交流障碍。皮欧全球态度项目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5年间，只有22%的美国人到过其他国家，与此相对照，66%的加拿大人、73%的英国人、60%的法国人、77%的德国人到过他国。与外国缺乏直接交往并未被信息革命所抵消。2001年“9·11事件”之前的几年间，只有30%的美国人声称“对其他国家的消息非常感兴趣”。即使“9·11”恐怖袭击之后，一般美国人并未保持对国际事务的强烈兴趣。根据皮欧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2000年初的民意调查，只有约26%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说他们“密切关注”国外消息，45%的美国人说国际事件对他们并无影响。
　　政治理想主义、民族自豪感与相对褊狭相结合造就了美国民族主义，海外对此的感触颇为复杂。许多人羡慕美国的理想主义、普世主义和乐观主义，承认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地位对世界的和平、繁荣不可或缺。其他人则抵制美国的民族主义，认为它不过是恃强凌弱、伪善和误入歧途的表现。在一般情况下，国际社会的这种矛盾态度带来的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当美国民族主义驱动其外交政策之时，它引致了广泛的反美主义。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相矛盾和内在张力、它对美国海外合法性造成的伤害就变得不可忽视。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FOREIGN  POLICY  136(May/June  2003)Copyright　200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