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婚姻和家庭面临的挑战

　　人类的生活和爱情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只要我们和自己生活中的特殊人群有联系——如我们的朋友和爱人，我们就必然身处在社会环境中。这种社会环境包含了所有社会因子（既有积极的因子也有消极的因子），诸如大众媒体，互联网，性别角色的改变以及城市人口激增等，这些因子对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冲击。作为个人，我们对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但社会却无疑塑造着我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最终塑造着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美国人的想法通常接近于西方的个人主义理想——勇敢地去探索人们未曾涉足的领域——但我们的真实生活却可能更接近东亚人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文化规范和期望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尤其是当我们试图与这些规范背道而驰的时候。
　　社会环境的影响　总得来说，社会环境对我们的塑造，远大于我们对社会环境的塑造。但是，我们不是社会环境的傀儡。出身于酗酒家庭不是让自己成为酒鬼的借口。同样，孩提时代饱受虐待不是虐待自己孩子的正当理由。无数人出身于暴力家庭，但最后却走出了这种生活的阴影。个人能够忘掉过去，并对自己的生活做出积极的选择。
　　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在这里，个人生活、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了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媒体每天都给我们灌输大量负面故事，包括关于夫妻和家庭的故事。我们听到的是家庭虐待，家庭暴力，虐待儿童和其他令人痛苦的报道。我们很少听到正面的报道，如夫妻和家庭如何有效解决问题，或是一家人其乐融融。
　　好的新闻是人们开始对建立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的前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运转良好。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中确实存在着许多因素使夫妇和家庭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将从讨论美国人家庭关系的诸多挑战开始，来讲述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社会科学家可以联合个人、夫妇和家庭抵制这些负面影响，采取更为积极的生活方式，从而结束本文。
　　强大的压力与物质至上主义　一位匿名的美国观察者曾指出：“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不够的。”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国家的生活压力速度呈指数级增长，我们的心力迫使我们去行动、生产、消费和移动。这些声音随着社会变迁而在我们身上加速增强。压力是身心对生活做出的反应，压力与变化直接有关，变化越大，压力也就越大。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断发展，这可以大致被认为是进步，但这些发展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压力。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对物质财富的渴求太很强烈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相信媒体的推销，那么任何东西都需要更新：我们要新车，新房子，新衣服，也许还有新的鼻子。在这个商业世界，公司被接管和裁减的故事屡见不鲜。在这种消费文化之下，当昔日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重新找一个伙伴是最容易的选择——这并非夸大事实。
　　技术和物质至上主义的结合增加了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压力。我们感到自己是被强迫去做更多的事，去拥有更多的物——为了抓住一切拼命奔跑。我们个人对幸福的感觉便首当其冲成为了这种环境的牺牲品。我们与别人的深厚感情和亲密关系成为了下一个牺牲品。
　　在自己和家庭上花的时间太少　根据美国家庭研究者的观点，许多美国家庭最难开发的品质就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能力。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的挑战不仅在家庭之外那繁忙、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而且当我们回家后，我们在与别人联系之前，需要时间从疲于奔命的一天中解脱出来。
　　在今天的社会中，家庭与工作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正如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1997)所观察的，工作变得更像家庭，而家庭变得更像工作。由于时间的束缚，我们工作的时间越长，我们在家庭中的压力就越大；我们在家庭中承受的压力越大，我们就越想逃回去工作。Hochschild认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需要长时间工作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让我们少放些时间在工作上，在夫妻和家庭关系中多投入些时间。
　　托管儿童的比率日益增大　如果父母都不在家，那么我们孩子怎么办？这是当今美国社会需要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1940年，只有10%的孩子的母亲是在职的，到1990年为止，近60%的美国儿童的母亲是在职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职母亲的数目增加了六倍(Hernandez,1997)，这就促使家庭之外的儿童保育，甚至是婴儿保育，以及扩展家庭的稳步增长。
　　在对儿童保育问题争执不休的情况下，父母应问自己几个非常私人的问题：1.我真的需要离家工作吗？工作对家庭的安乐真的很重要吗？工作会对孩子的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2.当孩子离开我这么长时间的时候，我能和孩子处理好关系吗？3.我在儿童保育、额外的衣服、午餐和交通方面的开销会比我在工作的时候开销大吗？4.工作的压力对我个人有何影响？对家庭呢？这些是否能平衡好呢？5.我们的孩子能适应外人的照料吗？他能接受这样的照料吗？这种照料是否和我们给孩子的照料一样呢？6.我们的孩子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是否快乐？她是否靠这些机会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呢？这些问题对很多美国家长来说都很难回答。
　　高离婚率和再婚率　许多观察者都认为我们那快速发展、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是离婚率增高、单亲家庭和过继家庭增多的直接原因。虽然婚姻中性格的冲突和遇到的麻烦也显然是婚姻失败的原因，但社会因素也影响着我们关于感情的行为。我们下班回家后不会坐在前廊上与家人交谈，相反我们会藏在紧闭的房门之后，在蚕茧一样的气氛中沉溺于电视和电脑。所以，我们个人的想法大都来自媒体。我们对自己最喜欢的演员的婚姻情况知之甚多，但却不清楚自己的伴侣在隔壁做什么。当然，在个人隐私的名义下，我们也许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但电视和小报上的婚姻生活与人们婚姻的普遍状况有着天壤之别。人们可以认为充斥着私通幽会和婚姻矛盾等内容的媒体帮助在这个国家创造了“离婚文化”。
　　夫妻间和家庭中的暴力　在我们国家，暴力和虐待行为一直是死亡、伤害和压力的原因。自杀和他杀导致每年有50,000多人死亡，每年有2百万人成为了暴力的牺牲品（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报告，1997）。
　　詹姆士·米切尔在《这片贵族土地》中指出，美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暴力。“能表明我国正日益强健地向男子气社会迈进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对枪支情有独钟，我们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拥有它们。我们允许拥有大量枪支，甚至鼓励一般平民也私自拥有枪支，其结果就是谋杀，但我们愿意接受这一事实。”(James  Michener,1996,P176)
　　另外一位观察家，专栏作家鲍勃·郝伯特认为“我们是世界的谋杀之都”。(Bob  Herbert,1994)大部分枪杀惨剧是因为使用手枪。1992年，英国有33人被手枪谋杀，瑞典有36人，瑞士有97人，加拿大有128人，澳大利亚有13人，日本有60人，而美国有13,220人。同年，美国还有38,317人被各种轻武器杀害。这个数字比朝鲜战场上美军阵亡总数还要大。
　　今年以来，关于家庭暴力的报道增多，这使得研究者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是否真的正在变为一个暴力社会。或者说只是人们对虐待越来越敏感才导致对这类家庭问题的报道增多？抑或是对家庭暴力的报道代表了，大众降低了对我们社会中虐待行

为理解的下限(Emery  &Laumann-Billings,1998)？
　　那些相信近年来虐待儿童的案例增加的人认为，在1986年到1993年之间，轻度虐待儿童的案例数还是比较稳定的，但严重虐待儿童的案例从142,000例激增到了565,000例，翻了四番(Sedlak  &  Broadhurst,1996)。如果说这只是因为大众意识或“定义扩展”，那么从逻辑上应认为轻度虐待儿童的案例数也应大幅提升。
　　那些认为严重虐待儿童案例数增加的研究者把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归结为各种社会因素：非法吸毒，贫困人数增加，美国整体上的暴力倾向增加和社区的分崩离析(Garbarino,1995;Lung  & 

《美国婚姻和家庭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