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的关系

其良好的经营业绩，成为转轨国家企业如何进行市场取向转制的现实样板。转轨国家建立的各种对外开放的特区，更向全国提供建立市场体系、改进政府管理等多维度的新鲜经验，可以发挥综合的示范效应。
　　当然，国内经济的持续转向市场化运行，是本国经济运行体制与世界经济运行体制逐步接轨的基础。这既是转轨国家经济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强与国际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信息市场联系，进入全球性生产和销售体系的必要前提，又是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制度在市场化基础上一定程度的融合，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二）在经济运行方面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的影响，还通过对转轨国家的经济运行作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其中最基本的渠道是国际贸易。出口通过乘数作用对一国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出口部门和出口企业往往具有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的技术和经营管理，这些对一国经济还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在进口方面，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产出率一般高于国内供应的设备和技术，进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经济转轨国家同样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时期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高。例如，利用扩展和改造过的费德模型来研究1969年至1999年间贸易与上海市GDP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到，1977年以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不稳定的，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相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进口的产出效应的总和均为正值，并持续上升；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贸易对上海市GDP增长的贡献率已提高为10%～15%。（注：陈智远：《贸易与增长经验研究》，载《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5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转轨国家必须利用动态比较利益，通过国际市场用国内富裕、廉价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换取稀缺的、国内相对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促进本国经济结构的提升。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互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国际资本流动。资金严重短缺是所有转轨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积极引进外资，弥补资金缺口，在转轨初期对缓和资金供求矛盾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借入外资的正确利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在转轨时期争取经济加速增长，它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为以后偿还本息提供可能性。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在转轨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更是不可忽视的。跨国公司在转轨国家的经营和发展，使国内企业学习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过吸收、消化和创新，有可能将积累的“默会性”市场经营知识和技术知识转变成转轨国家企业特有的比较优势，从而在一定时期后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向发达国家投资的有利条件。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经济运行的这些积极效应，将使经济转轨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进行，可有较多的资源用来补偿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转轨成本，包括新制度的实施成本和新旧制度交替的摩擦成本。同时，国内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是对外开放能够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积极效应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企业的市场化趋向改革不断进展，才能产生和扩大接受国际市场的信号并做出正面的行为反应的经济主体，使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流中积极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具有越来越广泛的载体；国内市场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的逐步确立，使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得以在国内正常地比较充分地传导。这样，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即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使转轨国家在转轨时期保持改革、开放、发展、稳定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趋势。
　　总之，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不论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相互促进的牵动效应，还是在经济运行方面相互作用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都不会一步到位的。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良性互动趋势的出现和保持，也不是单独依靠市场力量就能实现的。世界经济中各种经济主体所能得到的信息极不对称，市场结构又是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的，转轨国家政府作为新制度的主要供应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它的正确决策是形成上述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
　　  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
　　国际贸易仍是转轨中的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但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要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实现。出口对国内经济的产出效应是明显可见的：出口部门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出口支持着一系列工业部门的生存，并缓和了转轨时期的经济、社会矛盾。
　　不过，出口部门的积极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燃料和原材料部门的片面发展和出口，不能发挥应有的技术上和体制转型上的溢出效应。因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出口严重依靠燃料和原材料，而这些部门的技术设备是在改革前建立的，转轨时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和改造；同时，这些部门大多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没有走在非出口部门的前面；而且，出口的目的主要是依赖对丰富资源加紧开采和输出来维持国内急需的外汇收入。由于70%的设备已经陈旧，依靠不断增加燃料和原材料出口的“边缘化”国际分工方式难以为继。据俄专家估计，要在今后避免国内市场出现燃料短缺，需要对燃料经济综合体增加50%的投资或者至少减少15%～20%的出口。（注：［俄］В．奥波列斯基：《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经济》，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3期。）
　　为了使贸易对转轨国家经济产生持续的产出效应，其进出口必须具有溢出效应，才能够实现动态的比较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内产业长期处于封闭的被保护的环境中，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转轨开始时，资源密集型产品在俄出口结构中占主要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消极地适应在国际市场上静态的比较利益，而不着力进行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提升，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不仅使出口的增长越来越困难，而且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极不稳定的燃料和原材料国际市场行情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家往往将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走势作为预期俄罗斯经济进程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不能

在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动态比较利益方面有所作为呢？这就必须考察它的转轨模式和政策。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实行俄改革模式所形成的“伪市场经济”，使国家在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20世纪90年代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已经是没有任何异议了。（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提出，俄决策者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以为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的自由化＋所有资产的私有化＋对社会需求的严格限制政策，从而在转轨初期立即实施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使国内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能力的产业，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迅速减产并濒临崩溃。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政府是否应该实行必要的产业政策，在俄罗斯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这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对企业过多的直接行政干预是有害的，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却是后进国家实现赶超任务所必需的。连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后进国家对幼稚产业保护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比较利益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但拥有比较优势的后进国家，并不能无条件地在国际市场上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获利。因为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不像斯密和李嘉图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两个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而是有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个后发国家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不仅必须与比较利益互补的国家而且与比较利益相似的国家进行竞争，因此，这种比较优势必须转化成绝对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得以真实地实现。不断地将本国具有潜在比较利益的产业转变成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产业，是一个实现动态比较利益的过程。在后发国家利益动态比较利益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和不断变化的；随着产业的成长，政府和企业的相对地位不断发生变化，政府的规制和扶助作用逐渐淡出，企业的主导作用逐渐完善（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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