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
der,“Alliances,Balance,and Stabil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Winter 1 991,pp.125-131;Glenn 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97,
pp.156-161.)
二、比较与评估
理论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争鸣。制衡与追随的理论争论，不仅促进了学者间的学术交流 ，而且由此也引发了一连串的理论创新，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每一次的争论以及 由此产生的思想火花，都照亮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于是我们看到：沃尔特对沃尔兹的 批判，使威胁平衡理论应运而生；施韦勒对沃尔兹及沃尔特的批判，使我们将目光由现 状国家移向了那些对现状心怀怨愤的修正主义国家；鲍威尔以及施罗德等人的批判则使 争论由制衡和追随的两分法转向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国家联盟行为，而且让我们对理论与 历史事实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米尔斯海默在他那本极具轰动效应的新著《大 国政治的悲剧》中对于制衡、推卸责任乃至追随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前人争论 的成果。
这场理论争论还对于深入研究国家行为背后的原因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沃尔兹的均势 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行为背后的结构压力，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相同 的情形下会作出大致相同的行为反应以及动机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其总的行为却大致相 似。而沃尔特、施韦勒等人的理论则向我们展示了单元层次的特性(如“侵略性”、“ 利益”等)对国家行为的巨大影响，解释了相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情形下其行为为何迥然 相异。
那么对于制衡与追随这两种基本对立的理论观点，哪一种提供了关于国家行为的更具 说服力的解释呢?
从上述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是一种从体系角度解释或预测国际 结果的理论，考察的是国家行为背后的结构压力。它只关注在国际政治中恒常发生作用 的因素，考察的是国际政治中一再出现的现象。它虽然也涉及到国家的行为，如“各国 (会)以导致均势的方式行事”、“会相互制衡各自的权力”、“倾向于加入较弱的一方 ”，但这并非指具体的国家行为反应，而是指国家在无政府结构压力下面对它国权力的 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的一种行为倾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着重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 “趋向均势的强烈趋势”：均势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创建起来，均势 周而复始地形成。(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这种 理论有助于我们透过纷繁复杂 的历史画面去把握较为根本、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我们 更为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的本 质，它也较好地解释了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如五个世 纪以来所有谋取欧洲霸权的企 图——无论是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还是法国的路易十四 与拿破仑，抑或是德国的威廉 二世与希特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欧洲的均势一次次 地得以恢复。
然而，这种“简洁、优雅”的“国际政治理论”因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宏观性而显得简 洁有余而解释力不足。正如王逸舟先生所言：“结构现实主义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 点。在沃尔兹的‘结构’里，许多事实、现象、特征和过程在‘不符合结构要求’的名 义下被打发，甚至连一些重大的带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也
而且，正如一些论者所言，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重大漏洞，尤为重要的 是，它忽视了国际政治中的“集体行动的难题”。(注：时殷弘先生在“制衡的困难： 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载《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第48—58页) 中从国际体系和国家层次两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均势难以自动生成的理由。另参见，时殷 弘：“国际权势格局变动引起的理论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第9— 11页。)虽然在无政府这一结构压力下，制衡一国的霸权企图、维护体系的稳定与均势 符合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次强国家的利益，但这却不能保证均势会自动生成。维护体系 的均势、制衡一国的霸权图谋需要参与国付出巨大的人员和资源牺牲(历史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而由此换得的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却“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地为体系中的每 一个成员所共享。这种结果会给一些国家“搭便车”(free-riding)提供了机会，刺激 它们利用它国的制衡努力而坐享其成。而国家彼此间因此种担忧而导致的相互猜忌和不 信任又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题”，导致“制衡它国的霸权企图、维护体系的稳定与安 全”这一“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供应不足或无法供应。这种事例历史上俯拾皆 是。在反对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战争中，除了英国外，所有其它反法联盟中的成员国都因 战争代价过于高昂(尽管许多国家都得到了英国的战争津贴)或彼此间的猜忌而不止一次 脱离了联盟，或与法国单独媾和，或追随法国，或选择中立政策。这种情形在第二次反 法联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普鲁士没有参加第二次反法战争，奥地利与俄国在战争中互 不配合，俄国对英国迟迟不派重兵展开大陆攻势而只是对法国的海岸线进行袭击的做法 深感不满和满腹狐疑，并因此而单独与拿破仑媾和，奥地利步俄国后尘也向法国求和。 到1801年时，反法联盟中只剩下英国还在单独苦撑，而且英国也多次考虑向法国求和， 只因拿破仑的条件太过苛刻而作罢。(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s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York:Random House,1987,pp.123-126.)虽然拿破仑的霸权企图最终被反法联盟的战火 所摧毁，但这却是一个前后长达20余年的漫长时期。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在 拿破仑战争后一跃而成为世界性大国，它控制了几乎欧洲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控制着海 上航线和获利丰厚的海上贸易。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虽然欧洲大陆的均势勉强得以 恢复，但英国却从此占据了海上优势，确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权地位。(注：Ibid,pp.138 -139.)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面对德国权力的急剧上升以及希特勒露骨的霸权言 行，欧洲各国深感忧虑，制衡德国权力的急剧膨胀、特别是遏止其霸权野心符合欧洲几 乎所有国家的利益。然而在如何制衡德国威胁这一问题上，“集体行动的难题”再一次 暴露无遗。英、法寄希望于通过适当满足希特勒的领土要求而“软化”其咄咄逼人的霸 权图谋，而苏联视此为英、法试图“祸水东引、以邻为壑”，加剧了苏联对英、法的不 信任。英、法与苏联彼此间的不信任导致双方间的谈判以失败而告终，错过了联合制衡 德国的最佳时机。而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则干脆竖起中立的大旗，企图以此而偏安一隅 。而意大利在德国 《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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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56-161.)
二、比较与评估
理论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争鸣。制衡与追随的理论争论，不仅促进了学者间的学术交流 ，而且由此也引发了一连串的理论创新，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每一次的争论以及 由此产生的思想火花，都照亮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于是我们看到：沃尔特对沃尔兹的 批判，使威胁平衡理论应运而生；施韦勒对沃尔兹及沃尔特的批判，使我们将目光由现 状国家移向了那些对现状心怀怨愤的修正主义国家；鲍威尔以及施罗德等人的批判则使 争论由制衡和追随的两分法转向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国家联盟行为，而且让我们对理论与 历史事实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米尔斯海默在他那本极具轰动效应的新著《大 国政治的悲剧》中对于制衡、推卸责任乃至追随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前人争论 的成果。
这场理论争论还对于深入研究国家行为背后的原因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沃尔兹的均势 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行为背后的结构压力，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相同 的情形下会作出大致相同的行为反应以及动机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其总的行为却大致相 似。而沃尔特、施韦勒等人的理论则向我们展示了单元层次的特性(如“侵略性”、“ 利益”等)对国家行为的巨大影响，解释了相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情形下其行为为何迥然 相异。
那么对于制衡与追随这两种基本对立的理论观点，哪一种提供了关于国家行为的更具 说服力的解释呢?
从上述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是一种从体系角度解释或预测国际 结果的理论，考察的是国家行为背后的结构压力。它只关注在国际政治中恒常发生作用 的因素，考察的是国际政治中一再出现的现象。它虽然也涉及到国家的行为，如“各国 (会)以导致均势的方式行事”、“会相互制衡各自的权力”、“倾向于加入较弱的一方 ”，但这并非指具体的国家行为反应，而是指国家在无政府结构压力下面对它国权力的 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的一种行为倾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着重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 “趋向均势的强烈趋势”：均势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创建起来，均势 周而复始地形成。(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这种 理论有助于我们透过纷繁复杂 的历史画面去把握较为根本、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我们 更为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的本 质，它也较好地解释了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如五个世 纪以来所有谋取欧洲霸权的企 图——无论是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还是法国的路易十四 与拿破仑，抑或是德国的威廉 二世与希特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欧洲的均势一次次 地得以恢复。
然而，这种“简洁、优雅”的“国际政治理论”因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宏观性而显得简 洁有余而解释力不足。正如王逸舟先生所言：“结构现实主义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 点。在沃尔兹的‘结构’里，许多事实、现象、特征和过程在‘不符合结构要求’的名 义下被打发，甚至连一些重大的带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也
被抽象出去或‘筛选’掉 ，他的‘筛网’的‘网眼’是如此之小，以致被‘筛选’对象中一大部分都通不过去。 ”(注：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 55页。)如它既无法解释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的种种非制衡行为，也无法解释和预测具 体情景中的国家何时以及如何会进行制衡。这说明体系理论也有它解释的限度，超出结 构的范围，其解释力就大打折扣，甚至是误入歧途。
而且，正如一些论者所言，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重大漏洞，尤为重要的 是，它忽视了国际政治中的“集体行动的难题”。(注：时殷弘先生在“制衡的困难： 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载《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第48—58页) 中从国际体系和国家层次两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均势难以自动生成的理由。另参见，时殷 弘：“国际权势格局变动引起的理论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第9— 11页。)虽然在无政府这一结构压力下，制衡一国的霸权企图、维护体系的稳定与均势 符合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次强国家的利益，但这却不能保证均势会自动生成。维护体系 的均势、制衡一国的霸权图谋需要参与国付出巨大的人员和资源牺牲(历史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而由此换得的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却“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地为体系中的每 一个成员所共享。这种结果会给一些国家“搭便车”(free-riding)提供了机会，刺激 它们利用它国的制衡努力而坐享其成。而国家彼此间因此种担忧而导致的相互猜忌和不 信任又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题”，导致“制衡它国的霸权企图、维护体系的稳定与安 全”这一“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供应不足或无法供应。这种事例历史上俯拾皆 是。在反对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战争中，除了英国外，所有其它反法联盟中的成员国都因 战争代价过于高昂(尽管许多国家都得到了英国的战争津贴)或彼此间的猜忌而不止一次 脱离了联盟，或与法国单独媾和，或追随法国，或选择中立政策。这种情形在第二次反 法联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普鲁士没有参加第二次反法战争，奥地利与俄国在战争中互 不配合，俄国对英国迟迟不派重兵展开大陆攻势而只是对法国的海岸线进行袭击的做法 深感不满和满腹狐疑，并因此而单独与拿破仑媾和，奥地利步俄国后尘也向法国求和。 到1801年时，反法联盟中只剩下英国还在单独苦撑，而且英国也多次考虑向法国求和， 只因拿破仑的条件太过苛刻而作罢。(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s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York:Random House,1987,pp.123-126.)虽然拿破仑的霸权企图最终被反法联盟的战火 所摧毁，但这却是一个前后长达20余年的漫长时期。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在 拿破仑战争后一跃而成为世界性大国，它控制了几乎欧洲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控制着海 上航线和获利丰厚的海上贸易。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虽然欧洲大陆的均势勉强得以 恢复，但英国却从此占据了海上优势，确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权地位。(注：Ibid,pp.138 -139.)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面对德国权力的急剧上升以及希特勒露骨的霸权言 行，欧洲各国深感忧虑，制衡德国权力的急剧膨胀、特别是遏止其霸权野心符合欧洲几 乎所有国家的利益。然而在如何制衡德国威胁这一问题上，“集体行动的难题”再一次 暴露无遗。英、法寄希望于通过适当满足希特勒的领土要求而“软化”其咄咄逼人的霸 权图谋，而苏联视此为英、法试图“祸水东引、以邻为壑”，加剧了苏联对英、法的不 信任。英、法与苏联彼此间的不信任导致双方间的谈判以失败而告终，错过了联合制衡 德国的最佳时机。而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则干脆竖起中立的大旗，企图以此而偏安一隅 。而意大利在德国 《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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