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
部分满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霸权企图后，则转而追随德国。虽然德国 在欧洲的霸权企图最终与拿破仑一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欧洲的均势却一去而不复返 ，代之而起的是美苏两大巨型国家主宰着欧洲的命运，划分着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国际政治的另一种图景：一种形式的霸权或霸权图谋被粉碎，而另 一种形式的霸权又得以确立。
相对于沃尔兹之着眼于宏观的均势理论，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则是一种微观层 次的均势理论。它通过增加变量的办法(如除了权力这一变量外，还增加了诸如侵略性 、地理位置等变量)，来纠正沃尔兹的均势理论在解释具体历史事件上的欠缺与不足。 这一“修正”较好地解决了为什么在很多情形下，国家并非制衡体系中权力最为强大的 国家，而是更“关注”本地区的强国或对本国最具威胁性的国家这一问题。譬如说，在 冷战时期的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对美、苏间的权力平衡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更在乎的 是本地区的均势：当纳赛尔在埃及取得政权并在阿拉伯民众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影响从 而可能危及本地区某些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时，他们便联手制衡埃及；当埃及的影响衰退 、以色列的威胁变得迫在眉睫时，他们便联手对付以色列。(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p.50-146.)之所以如此，诚如沃尔特所言，是因为近邻的威胁 是迫在眉睫的，而超级大国则距之遥远，随距离的增大其伤害它国的能力也随之减弱； 而且地区性国家的权力不足以改变美、苏间的力量对比，遑论全球均势。(注：Ibid,p. 162.)沃尔特的“修正”对我们理解和分析地区性的均势运作机理无疑提供了极其有用 的理论指南。
对于“制衡论”的反对者，他们除了理论观点与沃尔特(以及沃尔兹)不同外，其研究 问题的路径与沃尔特并无区别，都是通过考察具体历史环境下的国家行为反应来进行理 论建构。因而相对于沃尔兹的理论来说，他们的理论对具体的国家行为具有更大的解释 力。施韦勒的“利益平衡”理论告诉我们，性质不同的国家(如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 家)，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可能也就大为不同，从而引发的国家行为也就迥然相异。 如现状国家较倾向于奉行制衡政策来遏止现状挑战者，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可能会追随一 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二战时期英、法、意、德等国的行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 施韦勒关于两类国家(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划分，与经典现实主义将国家划分为 现状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如摩根索)、满意的国家和不满意的国家(如舒曼FrederickSchuman)、现状国家和革命国家(如基辛格)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理论 更接近于经典现实主义，
无庸讳言，每一种理论只是解释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而不可能穷尽所有，国际关系 理论概莫能外。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关于制衡与追随的理论争论，并非谁对谁错的问 题，而是在各自的理论范围内谁的解释力更大。若把国际关系历史比作一本书籍，则沃 尔兹的均势理论只是这本书的目录，而沃尔特、施韦勒、施罗德等人的理论和事实则是 该书的详细内容。透过前者，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但仅此而已。 阅读后者，我们对国际关系中起伏跌宕、错综复杂的事件和过程才会有更直观、更准确 的把握，虽然我们可能会时常回到目录以便对全书有个全面、整体的认识。
三、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国际权力分布也由美苏两极图式演变 成美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局面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愈益明 朗。美国的权力优势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在经济方面，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 济实体，其经济规模是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本的两倍多。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100家公司 里，美国占59家。在世界500强公司中，美国占219家。在直接投资上，美国对外投资和 吸收的外部投资差不多是排在其后的英国的两倍。(注：Joseph 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转引自胡 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2页。) 军事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核武器和常规部队都具有全球投送能力的唯一国家。而且，美 国的国防开支和研发费用是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 报告显示，自1992年以来，美国每年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事总开支的近40%，它是少数 几个军事开支在冷战后不降反升的国家之一。其军事研发费用是排在其后的法国的八倍 之多。(注：SIPRI Yearbook 199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and theMilitary Balance 1998-1999(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Studies,1999),Quoted in Michael Cox,“September 11[th] and U.S.Hegemony-OrWill the 21 [st] Century Be American Too?”International StudiesPerspectives,(2000)3,p.63.)在科技方面，美国更是将其它国家远远抛在身后。美国 不仅在基础科学方面继续保持着领先地位，在以信息技术为特色的新技术革命中更是遥 遥领先。一位加拿大政治学者如此感叹道：“除非美国经历一场严重的灾难(而这场灾 难不影响其他主要国家)，在千年之际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的方 式只会有一种：缓慢且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前美国 国防部助理部长小约瑟夫·奈则断言：由于美国在信息革命中的领先地位和它过去在传 统实力资源上的投资，在本世纪(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可能将继续保持最强大 国家的地位。(注：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第55页。)此外，美国 在文化等“软权力”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好莱坞文化、可口可乐文化具有全球吸引 力。一位德国新闻记者如此感言：美国的软实力“比它的经济和军事资产看起来还要突 出。美国文化的强度只有在罗马帝国时期才可以见到。罗马帝国和苏俄的文化影响只能 达到其军事边界线，而美国的软实力却统治了一个日不落帝国”。(注：胡鞍钢、门洪 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第46页。)正是基于这 《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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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沃尔兹之着眼于宏观的均势理论，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则是一种微观层 次的均势理论。它通过增加变量的办法(如除了权力这一变量外，还增加了诸如侵略性 、地理位置等变量)，来纠正沃尔兹的均势理论在解释具体历史事件上的欠缺与不足。 这一“修正”较好地解决了为什么在很多情形下，国家并非制衡体系中权力最为强大的 国家，而是更“关注”本地区的强国或对本国最具威胁性的国家这一问题。譬如说，在 冷战时期的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对美、苏间的权力平衡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更在乎的 是本地区的均势：当纳赛尔在埃及取得政权并在阿拉伯民众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影响从 而可能危及本地区某些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时，他们便联手制衡埃及；当埃及的影响衰退 、以色列的威胁变得迫在眉睫时，他们便联手对付以色列。(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p.50-146.)之所以如此，诚如沃尔特所言，是因为近邻的威胁 是迫在眉睫的，而超级大国则距之遥远，随距离的增大其伤害它国的能力也随之减弱； 而且地区性国家的权力不足以改变美、苏间的力量对比，遑论全球均势。(注：Ibid,p. 162.)沃尔特的“修正”对我们理解和分析地区性的均势运作机理无疑提供了极其有用 的理论指南。
对于“制衡论”的反对者，他们除了理论观点与沃尔特(以及沃尔兹)不同外，其研究 问题的路径与沃尔特并无区别，都是通过考察具体历史环境下的国家行为反应来进行理 论建构。因而相对于沃尔兹的理论来说，他们的理论对具体的国家行为具有更大的解释 力。施韦勒的“利益平衡”理论告诉我们，性质不同的国家(如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 家)，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可能也就大为不同，从而引发的国家行为也就迥然相异。 如现状国家较倾向于奉行制衡政策来遏止现状挑战者，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可能会追随一 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二战时期英、法、意、德等国的行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 施韦勒关于两类国家(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划分，与经典现实主义将国家划分为 现状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如摩根索)、满意的国家和不满意的国家(如舒曼FrederickSchuman)、现状国家和革命国家(如基辛格)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理论 更接近于经典现实主义，
而与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历史学家施罗德的贡献 并不在于他是否发展出一套解释国家行为的理论，而在于他指出了沃尔兹以及沃尔特的 “制衡论”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实不相符合以及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的种种“ 非制衡”行为。这些真知灼见对丰富和发展均势理论无疑裨益良多。鲍威尔的理论模型 则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行为背后的成本考虑，认识到理性的行为体会对各种行为的利弊得 失进行计算，选择成本最低而预期收益最大的行为。虽然鲍威尔的理论模型因涉及到过 多的数学公式和计算而略显晦涩，但它对深入了解国家行为背后的限定因素还是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无庸讳言，每一种理论只是解释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而不可能穷尽所有，国际关系 理论概莫能外。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关于制衡与追随的理论争论，并非谁对谁错的问 题，而是在各自的理论范围内谁的解释力更大。若把国际关系历史比作一本书籍，则沃 尔兹的均势理论只是这本书的目录，而沃尔特、施韦勒、施罗德等人的理论和事实则是 该书的详细内容。透过前者，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但仅此而已。 阅读后者，我们对国际关系中起伏跌宕、错综复杂的事件和过程才会有更直观、更准确 的把握，虽然我们可能会时常回到目录以便对全书有个全面、整体的认识。
三、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国际权力分布也由美苏两极图式演变 成美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局面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愈益明 朗。美国的权力优势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在经济方面，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 济实体，其经济规模是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本的两倍多。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100家公司 里，美国占59家。在世界500强公司中，美国占219家。在直接投资上，美国对外投资和 吸收的外部投资差不多是排在其后的英国的两倍。(注：Joseph 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转引自胡 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2页。) 军事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核武器和常规部队都具有全球投送能力的唯一国家。而且，美 国的国防开支和研发费用是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 报告显示，自1992年以来，美国每年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事总开支的近40%，它是少数 几个军事开支在冷战后不降反升的国家之一。其军事研发费用是排在其后的法国的八倍 之多。(注：SIPRI Yearbook 199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and theMilitary Balance 1998-1999(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Studies,1999),Quoted in Michael Cox,“September 11[th] and U.S.Hegemony-OrWill the 21 [st] Century Be American Too?”International StudiesPerspectives,(2000)3,p.63.)在科技方面，美国更是将其它国家远远抛在身后。美国 不仅在基础科学方面继续保持着领先地位，在以信息技术为特色的新技术革命中更是遥 遥领先。一位加拿大政治学者如此感叹道：“除非美国经历一场严重的灾难(而这场灾 难不影响其他主要国家)，在千年之际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的方 式只会有一种：缓慢且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前美国 国防部助理部长小约瑟夫·奈则断言：由于美国在信息革命中的领先地位和它过去在传 统实力资源上的投资，在本世纪(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可能将继续保持最强大 国家的地位。(注：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第55页。)此外，美国 在文化等“软权力”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好莱坞文化、可口可乐文化具有全球吸引 力。一位德国新闻记者如此感言：美国的软实力“比它的经济和军事资产看起来还要突 出。美国文化的强度只有在罗马帝国时期才可以见到。罗马帝国和苏俄的文化影响只能 达到其军事边界线，而美国的软实力却统治了一个日不落帝国”。(注：胡鞍钢、门洪 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第46页。)正是基于这 《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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