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

种史无前例的权力优势，一些学　者干脆宣称世界已进入“美国世纪”或“单极世界”。前者如米歇尔·考克斯(Michael　  Cox)，后者则以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Wohlforth)为主要代表。(注：参见：Michael  Cox,“September  11[th]  and  U.S.Hegemony-Or  Will  the  21[st]  CenturyBe  American  Too?”pp.53-70;William  C.Wohforth,“The  Stability  of  Unipolar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Summer  1999,pp.273-309.)
　　巨大的权力优势，给美国带来了它在冷战期间未曾有过的行动自信，美国的行动带有　愈来愈浓的“霸权主义”色彩。不顾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执意发展和部署NMD，追求利己　的所谓“绝对安全”；拒不签署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拒绝加入国　际刑事法庭和《生物武器控制条约》等等。据英国《卫报》统计，自小布什上台以来，　美国政府撕毁的国际条约和违背的联合国协议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过去20年的总和还多　

。(注：乔治·蒙比奥特：“帝国逻辑”，《卫报》，2002年8月6日。转引自胡鞍钢、　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第13—14页。)而且美国在一些涉及国际稳定和安　全的问题上，企图绕过或凌驾于联合国之上，一意孤行。
　　然而，国际政治中的制衡行为迟迟没有发生。不仅小国如此，就连被结构现实主义看　好的体系中的大国也是如此。曾经与美国对峙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苏联的衣钵传入俄罗斯　，不论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还是在科索沃危机上，抑或在阿富汗问题上，都采取了尽量　不得罪美国的政策。西欧在冷战结束、苏联威胁消失的“后冷战”时代，并没有摇身一　变成为美国的对手或成为制衡美国的一支力量。东欧诸国争先恐后地要加入美国主导的　北约，而日本，在冷战后美国的历次军事行动中总是慷慨解囊予以积极支持。
　　如何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这种现实呢?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是否已不适应冷战后的新　现实呢?回答当然不是。正如沃尔兹本人在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即使目前的世　界是单极，它也并不能长久，制衡行为迟早要发生；而且均势理论虽预测制衡会发生，　但并没有说明何时会发生，只是指出了这种趋势。(注：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Summer　  2000,pp.27-39.)用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去解释具体情景中的国家行为，是犯了分析层次　的错误。实际上，其他大国之所以没有组成一个制衡美国的大联盟，遏止其霸权行为，　是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从历史上制衡霸权的实践看，制衡行为往往都发生在霸权觊　觎者以武力方式谋求霸权、给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生存带来重大威胁的时候。无论是英国　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大联盟，还是美国领导的大西洋宪章国家，都是在欧洲大陆国家的　安全与生存面临危机时而组建的。而冷战后的美国，虽然其咄咄逼人的霸权作风令人反　感、无人能比的权力优势使人担忧，但毕竟美国没有以武力来征服领土或谋取霸权，体　系中的大国并没有感到来自美国的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其次，美国通过“软实力”上　的一些吸引力以及在部分地区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使一些国家愿意追随美国。再　次，由于权力对比的巨大落差，制衡的成本与预期收益不成比例，得不偿失，因而即使　一些国家有制衡的意愿，也缺乏制衡的手段。最后，由于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的“集体行　动的难题”，即使大多数国家愿意制衡，但由于缺乏组织者以及对被对方“出卖”或“　搭便车”的担忧，制衡仍然难以发生，特别是在无重大利害关系时想组建一个大联盟更　是遥不可及。
　　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就可以为所欲为。若美国的霸权作风日胜一日，每一个主要大国　都感到了美国的威胁，则某种形式的制衡将不会太遥远。虽然这种制衡不大可能以军事　联盟的形式出现，但在政治、外交等层面的制衡将极有可能发生，而这最终将成为一张　制约美国单边霸权行为之网。最近，围绕伊拉克问题，美国与安理会其他主要大国(除　了英国)间的矛盾与分歧，似乎让人们依稀看到某种形式的对美国单边霸权的制衡。目　前，围绕对伊武器核查，美国与其他主要大国间的矛盾与斗争仍未结束。法、中、德、　俄等大国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美国单边对伊动武，仍属未知。不管这场外交、政治的“　博弈”最终以何种方式或结局收场，但它至少说明，即使是在一个近乎单极的权力世界　里，若霸权国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它也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制衡，而不管这种制衡　采取何种形式。

《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