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
万人。到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旅居俄国的华工仍有30多万人。旅俄华工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拿最低的工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最易接受能够使他们获得彻底解放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也最容易拥护十月革命。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十月革命的传播者。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共（布）认为，对在俄国的外国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俄共（布）富有远见地把俄国境内的中国工人看作是伟大十月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未来传播者，要对他们进行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大量的工作下，许多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
1917年俄共（布）领导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时，不少华工参加了革命。十月革命期间，许多华工自觉地拿起武器和俄国工人一道参加了各地武装起义，创立苏维埃政权。而且有些人经过革命洗礼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还有些人为这场伟大的革命而英勇献身。据有关材料估计，在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国内战争期间，直接拿起武器参加革命并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旅俄华工总数约在15万至20万人之间。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是最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付诸实践的一支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又是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
旅俄华侨华工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旅俄华工联合会”进行的，其主要领导人是刘泽荣。1917年4月，留俄学生、华侨青年刘泽荣放弃学业，为了救助旅俄华工，在彼得格勒发起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1918年12月，该会会员发展到6万人。后来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成为拥护和支持十月革命的华工组织，同时又是关心祖国命运和解放的爱国华侨团体。为使祖国同胞了解十月革命情况，“旅俄华工联合会”开展了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活动。该组织先后创办了《华工》和《旅俄华工大同报》（简称《大同报》）。旅俄的地方华人组织也出版过一些宣传刊物，如在赤塔有《华工醒世报》，在阿穆尔有《社会警钟》报，以及《工人之路》等。这些刊物“专以传播共产主义于中国为主旨，声势逐渐扩充，已有不可收拾之势”。这反映了旅俄华工的宣传活动具有一定的声势和影响。1918年12月30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华工群众大会。莫斯科分会会长张永奎（哈尔滨人）号召华工同胞立即积极投入革命斗争之中，他说：“中国人民应该与俄国革命并肩前进，走俄国革命的路，所以大家都要到自己的岗位上，与欧洲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1919年2月，“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在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会上致贺词说，实现国际理想的时刻到了，不仅对于西方无产阶级，对于东方无产阶级也一样。中国工人应该向你们学习社会斗争的新方法，以吸取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东西。“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上述言行说明，它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主张中国无产阶级“走俄国人的道路”。
不仅如此，“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1919年1月初， 批华工代表从远东秘密回到中国东北宣传革命，许多人在黑龙江地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据有关文献记载，“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其中“在沙河子煤矿出现了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但这三名华工在黑龙江方正县沙河子煤矿宣传时被驻扎在该矿的日本军警抓获，此事引起中国政府当局的恐慌，北洋政府国务院密电东北各地军政当局“严切侦防，以遏乱萌”。3月初，又有300多名旅俄华工准备回国开展宣传活动。北洋政府获悉后，当即密电全国各地军政首脑“切实防范，弭患无形”。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俄断交，经旅俄华工联合会与苏俄政府谈判，苏俄政府答应免费运送华工回国。当时北京政府唯恐华工回国带来过激思潮，曾设法阻拦华工回国。但仍有数万华工通过中东铁路陆续回国，其中大多数华工在哈尔滨谋生。这些旅俄华工不仅带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醒世报》、《社会警钟》、《社会星》等报刊和大量宣传十月革命的书籍，而且还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和亲自听到的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给周围的人。
旅俄华工的各种宣传活动扩大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但它却是华人中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华员局在对国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了积极的工作。华员局与当时在国内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从时间上和性质上无大差别。但由于原因种种，这个组织没有与国内其他共产党组织联系，也没有延续下来，以至于这个组织的主要人物刘泽荣于1920年底只作为一个普通归国华侨，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直到1956年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旅俄华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多数人目不识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多为直观的感受，切身的体会。他们不可能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更不可能作为 种学理加以研究。所以旅俄华工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其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低估的。
三
在黑龙江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极为活跃。
与内地一样，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活跃在黑龙江，进行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首的是邓洁民。
邓洁民是黑龙江省宾县人，1912年，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邓洁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学习期间，缘于志气相投，邓洁民与下届同学周恩来等同台演讲，“结为莫逆之交”。
1914年，邓洁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当时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渠道。我们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更为巧合的是邓洁民与祖籍乐亭的同乡李大钊也于19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学，并且两人同学法政，同住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朝夕相处，交谊甚笃，亲如兄弟。1915年，中国留学生总会领导了反对卖国条约的运动。邓洁民与李大钊积极参加，起草并发出呼叮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通电。1916年，邓洁民协助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编辑出版《民彝》杂志创刊号。在日本留学期间，邓洁民在日本留学期间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1917年6月，邓洁民回国。回国后，便开始筹办东华学校，以传播先进思想，培植社会中坚。他以南开学校为楷模规划一个建校雏形方案。这时周恩来也来到哈尔滨，与邓洁民共同研究办校方向问题。1918年4月1日，东华学校在哈尔滨市道外19道街正式开学。
为实现“培植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的建校宗旨。邓洁民先后从关内聘请了一些进步教师，多数是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学生，有的是他的同期好友。如赵松年、霍占一和刘天佑等。另外还有北京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其中张昭德（又名张晋）就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曾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毕业后，由张西曼推荐来哈尔滨，被邓洁民聘为该校俄文教员。张昭德到哈后仍与北京的李大钊、罗章龙、张太雷等保持联系。在东华学校任教期间，张昭德与邓洁民一起阅读俄文版的红色报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周末时事报告会向全校学生讲解。张昭德还与在哈尔滨的苏俄团体和共产国际驻满代表建立了联系，为一些赴苏考察和工作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牵线搭桥。
1917年夏，被称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的张西曼。认识了正在创建东华中学的邓洁民，受聘参予了东华中学的创办工作，并与邓洁民以及邓西园、于芳洲、霍占一、赵松年等成为好友。张西曼、邓西园、于芳洲等人经常集到一起对革命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再到世界革命；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邓洁民领导下，张西曼、邓西园、于芳洲、霍占一、赵松年成为东华中学著名的“五君子”，开始在东华学校宣传革命思想，他向东华学校师生介绍俄国革命的经过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经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道理。时任东华学校教务主任的邓西园在回忆张西曼在东华学校任教时的情形说，东华学校里“有不少张西曼世界革命精神的体现”，张西曼“真正认识苏联，笃信世界革命一定会成功。西曼不但意志坚决，言词斩断，并且切实地作了宣传、领导的工作。他不是空谈者，他是实干家。”1919年7月，张西曼去北京大学和俄文专修馆任教，并同李大钊、陈独秀等秘密组织了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仍与邓洁民和东华学校保持联系。”
1918年7月，“拒约运动”的发动者，邓洁民的同学、好友王希天也到东华学校，同邓洁民共同探讨国家前途。并进行演讲，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发动群众投入这一爱国运动。王希天的宣传，激起了东华学校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愤怒，爱国之心油然而生。两人当时深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以至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非常崇拜和景仰。邓洁民赞成列宁的主张，向往走俄国人的道路。每当报上刊登列宁的讲演，他总要向别人宣讲。这种信仰和崇拜在1924年他撰写的《哭王希天并悼列宁》文中可见一斑。文中写道：“列宁君，吾东方同志，君实为发大光者，吾与希天实仰望君，钦佩君，且常祝君之健康，而君今弃吾等千百万同志而长去矣。帝国主义野心家常咒君早死，今闻君之死耗，彼将豪喜，而千百万被压迫民族将何是赖？吾敬祈君感动一般在俄之同志 《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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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共（布）认为，对在俄国的外国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俄共（布）富有远见地把俄国境内的中国工人看作是伟大十月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未来传播者，要对他们进行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大量的工作下，许多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
1917年俄共（布）领导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时，不少华工参加了革命。十月革命期间，许多华工自觉地拿起武器和俄国工人一道参加了各地武装起义，创立苏维埃政权。而且有些人经过革命洗礼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还有些人为这场伟大的革命而英勇献身。据有关材料估计，在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国内战争期间，直接拿起武器参加革命并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旅俄华工总数约在15万至20万人之间。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是最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付诸实践的一支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又是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
旅俄华侨华工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旅俄华工联合会”进行的，其主要领导人是刘泽荣。1917年4月，留俄学生、华侨青年刘泽荣放弃学业，为了救助旅俄华工，在彼得格勒发起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1918年12月，该会会员发展到6万人。后来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成为拥护和支持十月革命的华工组织，同时又是关心祖国命运和解放的爱国华侨团体。为使祖国同胞了解十月革命情况，“旅俄华工联合会”开展了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活动。该组织先后创办了《华工》和《旅俄华工大同报》（简称《大同报》）。旅俄的地方华人组织也出版过一些宣传刊物，如在赤塔有《华工醒世报》，在阿穆尔有《社会警钟》报，以及《工人之路》等。这些刊物“专以传播共产主义于中国为主旨，声势逐渐扩充，已有不可收拾之势”。这反映了旅俄华工的宣传活动具有一定的声势和影响。1918年12月30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华工群众大会。莫斯科分会会长张永奎（哈尔滨人）号召华工同胞立即积极投入革命斗争之中，他说：“中国人民应该与俄国革命并肩前进，走俄国革命的路，所以大家都要到自己的岗位上，与欧洲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1919年2月，“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在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会上致贺词说，实现国际理想的时刻到了，不仅对于西方无产阶级，对于东方无产阶级也一样。中国工人应该向你们学习社会斗争的新方法，以吸取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东西。“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上述言行说明，它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主张中国无产阶级“走俄国人的道路”。
不仅如此，“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1919年1月初， 批华工代表从远东秘密回到中国东北宣传革命，许多人在黑龙江地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据有关文献记载，“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其中“在沙河子煤矿出现了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但这三名华工在黑龙江方正县沙河子煤矿宣传时被驻扎在该矿的日本军警抓获，此事引起中国政府当局的恐慌，北洋政府国务院密电东北各地军政当局“严切侦防，以遏乱萌”。3月初，又有300多名旅俄华工准备回国开展宣传活动。北洋政府获悉后，当即密电全国各地军政首脑“切实防范，弭患无形”。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俄断交，经旅俄华工联合会与苏俄政府谈判，苏俄政府答应免费运送华工回国。当时北京政府唯恐华工回国带来过激思潮，曾设法阻拦华工回国。但仍有数万华工通过中东铁路陆续回国，其中大多数华工在哈尔滨谋生。这些旅俄华工不仅带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醒世报》、《社会警钟》、《社会星》等报刊和大量宣传十月革命的书籍，而且还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和亲自听到的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给周围的人。
旅俄华工的各种宣传活动扩大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但它却是华人中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华员局在对国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了积极的工作。华员局与当时在国内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从时间上和性质上无大差别。但由于原因种种，这个组织没有与国内其他共产党组织联系，也没有延续下来，以至于这个组织的主要人物刘泽荣于1920年底只作为一个普通归国华侨，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直到1956年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旅俄华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多数人目不识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多为直观的感受，切身的体会。他们不可能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更不可能作为 种学理加以研究。所以旅俄华工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其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低估的。
三
在黑龙江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极为活跃。
与内地一样，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活跃在黑龙江，进行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首的是邓洁民。
邓洁民是黑龙江省宾县人，1912年，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邓洁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学习期间，缘于志气相投，邓洁民与下届同学周恩来等同台演讲，“结为莫逆之交”。
1914年，邓洁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当时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渠道。我们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更为巧合的是邓洁民与祖籍乐亭的同乡李大钊也于19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学，并且两人同学法政，同住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朝夕相处，交谊甚笃，亲如兄弟。1915年，中国留学生总会领导了反对卖国条约的运动。邓洁民与李大钊积极参加，起草并发出呼叮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通电。1916年，邓洁民协助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编辑出版《民彝》杂志创刊号。在日本留学期间，邓洁民在日本留学期间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1917年6月，邓洁民回国。回国后，便开始筹办东华学校，以传播先进思想，培植社会中坚。他以南开学校为楷模规划一个建校雏形方案。这时周恩来也来到哈尔滨，与邓洁民共同研究办校方向问题。1918年4月1日，东华学校在哈尔滨市道外19道街正式开学。
为实现“培植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的建校宗旨。邓洁民先后从关内聘请了一些进步教师，多数是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学生，有的是他的同期好友。如赵松年、霍占一和刘天佑等。另外还有北京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其中张昭德（又名张晋）就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曾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毕业后，由张西曼推荐来哈尔滨，被邓洁民聘为该校俄文教员。张昭德到哈后仍与北京的李大钊、罗章龙、张太雷等保持联系。在东华学校任教期间，张昭德与邓洁民一起阅读俄文版的红色报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周末时事报告会向全校学生讲解。张昭德还与在哈尔滨的苏俄团体和共产国际驻满代表建立了联系，为一些赴苏考察和工作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牵线搭桥。
1917年夏，被称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的张西曼。认识了正在创建东华中学的邓洁民，受聘参予了东华中学的创办工作，并与邓洁民以及邓西园、于芳洲、霍占一、赵松年等成为好友。张西曼、邓西园、于芳洲等人经常集到一起对革命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再到世界革命；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邓洁民领导下，张西曼、邓西园、于芳洲、霍占一、赵松年成为东华中学著名的“五君子”，开始在东华学校宣传革命思想，他向东华学校师生介绍俄国革命的经过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经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道理。时任东华学校教务主任的邓西园在回忆张西曼在东华学校任教时的情形说，东华学校里“有不少张西曼世界革命精神的体现”，张西曼“真正认识苏联，笃信世界革命一定会成功。西曼不但意志坚决，言词斩断，并且切实地作了宣传、领导的工作。他不是空谈者，他是实干家。”1919年7月，张西曼去北京大学和俄文专修馆任教，并同李大钊、陈独秀等秘密组织了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仍与邓洁民和东华学校保持联系。”
1918年7月，“拒约运动”的发动者，邓洁民的同学、好友王希天也到东华学校，同邓洁民共同探讨国家前途。并进行演讲，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发动群众投入这一爱国运动。王希天的宣传，激起了东华学校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愤怒，爱国之心油然而生。两人当时深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以至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非常崇拜和景仰。邓洁民赞成列宁的主张，向往走俄国人的道路。每当报上刊登列宁的讲演，他总要向别人宣讲。这种信仰和崇拜在1924年他撰写的《哭王希天并悼列宁》文中可见一斑。文中写道：“列宁君，吾东方同志，君实为发大光者，吾与希天实仰望君，钦佩君，且常祝君之健康，而君今弃吾等千百万同志而长去矣。帝国主义野心家常咒君早死，今闻君之死耗，彼将豪喜，而千百万被压迫民族将何是赖？吾敬祈君感动一般在俄之同志 《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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