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状况评析

　　　　　一、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一般价值性规范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活动。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实现　形式，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主要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的　确立而首先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可是，促成现代政治参与产生的根本条件是市场经济的　高度发展，进而造成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异质化水平不断提高，即社会不断　趋于分化与专门化，造成社会不同群体与个体在职业经历、生活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　观方面均千差万别，异质多样性特征日益明确，从而使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　一种普遍现象。然而，既有的政治理论及实践经验表明，解决与缓和这类社会矛盾和冲　突的有效方法是，社会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渠道、途径与方法宣泄出来，即予以必要的　制度性疏导，其中重要的方面正是赋予公民以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在利益多元化的社　会中保证各种民众意愿得到制度化的充分表达，通过民主程序协调、整合不同利益集团　的要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参与原则要　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　果。为此，宪法必须确保一种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公平机会[1]。韦伯同样强调，经　济发达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　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2]。显然，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高度的政治参与是社会经济　高度发展的产物。
　　现代社会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有着显著的价值。其　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能适应独立经济主体自由竞争、发展的需要，激发人们的创造热　情，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也被视为经济现代化的主要　内容。政治参与的政治价值则更为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它不仅体现在公民积极的政治　参与直接有助于扩大民主，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避免“政府失灵”；更重要的还　体现在，公民通过政治参与，使他们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　，从而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起到稳妥地矫正政府行为和公民意愿及选择之间的矛盾的作用　，使公民的政治需求压力得到释放，实现公民对现有政治体制认同感的提高，巩固公民　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价值，这样就能减少社会冲突，确保政治的稳定和发展。
　　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曾使用了一个极为简单明了且相当富于启发性和阐释　力的模型，即“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思考模型。根据该模型，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少　各种各样必要的压力，这个国家不可能很好地得到发展，所以国家需有必要的压力和挑　战，而成功应战的结局便是文明的诞生及其生长和发展[3]。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现代　社会来说，其实正是这样的“挑战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积极充当其“应战者”，允　许并鼓励公民政治参与的经常化和制度化，以充分消化政治参与带来的能量，实现体系　的正常新陈代谢，保持政治体系的持续稳定。当然，一定的政治参与水平必须与一定的　政治结构相适应。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公民政治参与的活跃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现象。因此，尽可能地推动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乃是　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在较大程度上由原先以政　治分层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利益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公民从而有了主动进　行利益表达的愿望；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政治资源日益由高层向低层、由政府向社会流　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效能已有了提高，这进一步强化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因为“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有关”[4]，政治参与的功效　越明显，公民的参与积极性也就越高。因此，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正日渐活　跃，而且过去那种“动员性”成分开始下降，自主性成分不断上升，逐渐构成我国政治　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今天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还不够成熟，仍历史地、不可避　免地带有一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政治参与热情的畸型高涨与相对　压抑并存的状况；同时由于与之相应的政治体系构架相对滞后，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　还体现出某种非程序化的特点。不过，客观规律不可违忤，既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已发展到了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来与之相呼应的水平，而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　确实正在快速释放，那么，尽快完善涵盖多元政治主体，包容公民多层次政治诉求的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就是大势所趋。
　　　　　　二、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特征分析
　　就整体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从属于上述我国日渐扩大的公民政治参与，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私营经济在我国传统经济政治意识中的特　殊性，以及在当前我国总体经济结构中独有的效率与成长性，使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　与必然带有较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根据笔者对浙江、广东、辽宁等地调查情况的分析　，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恢复”和“补偿”两种特质　上。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存在，每个人必定具有社会性的特质，从而人在本　质上不能不是政治性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总结为“人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我　国，私营企业主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必然需要通过政治影响力来维护其经济　地位，需要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要求应该说不仅符合人之本性，同时也符　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由于他们是一个过去曾在政治上受压抑的阶层，这样　他们的政治参与自然就带有明显的恢复型特点，其政治参与行为属于压抑后的恢复性反　弹。一般说来，其恢复程度的高低基本取决于经济实力，鲜有高于其经济水准的。同时　，他们的政治参与还大多具有政治心理的补偿性质，即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　是想以此来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在政治生活中“重新成其为人”。此时，其参政议政　所注重的主要是能够进行“参与”这一事实，并非“参政”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他们　在纯粹的政治要求方面，往往体现出较大的盲目性。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未形成自觉、　完整的政治要求，大多数人对政治的关心仅是一种出于自我利益保护的政治反应。这一　特点应当说至今仍较普遍地存在于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的私营企业主中，只是其恢复的自　觉意识与程度各有差别而已。
　　第二，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这是目前该阶层政治参与中最重要、最典型的特点　。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有极强的经济功利目的，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不得不开展的“　政治自救”，即在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待遇尚未真正到位的情况下，业主们希望　通过主动参与政治，一方面为企业发展营造较好的政治环境，能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　益和要求，另一方面为他们创设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进而通过参政议政，提高自身社　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社会对私营经济不同程度的偏见犹存，但是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获取社会的尊

敬　，不仅能满足他们作为完整政治人的要求，而且更能给他们作为企业的化身换回企业必　要的知名度与良好形象，这些对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多得的“利好”条件。因　此，私营企业主们大多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踊跃参与政治。在我们的问卷与实地调查中，　把“为提高自身社会政治地位”和“为企业提高知名度与资信度，从而有利于企业的进　一步发展”，作为参政议政主要目的的占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总数的60%以上。这一数　据显现的倾向性和广泛性，足以说明私营企业主以自我保护、趋利避害等经济目的作为　参与政治的主要动力的显著特点。
　　第三，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这一特征主要反映在那些实力已非常雄厚，不仅在　所在社区、在本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辐射力，往往已获得相当层次政治荣誉的私营企业　主身上。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其资本在较大程度上实　际已成为“社会资本”，其经营再无可能像企业刚起步时那样“躲进小楼自成春”，事　实上已与社会发展基本融为一体，为社会奉献在较大程度上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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