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思想、政策的理性超越
是要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以满足广大知识分子完善和提高自己的迫切要求。由上可见，邓小平对知识分子信任、使用和培养的重视，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精神生命力的理性张扬和人道主义关怀，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尊重。
（3）为知识分子排忧解难，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劳动成果， 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
邓小平认为，“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6页。 ）这些问题的解决归纳起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劳动成果，从战略高度重视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
知识分子以自己艰巨而复杂的脑力劳动为社会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该得到来自社会的荣誉和尊重。“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6页。 ）他语重深长地说：“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知识分子理应享受高出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工作生活待遇偏低与他们教学科研任务的繁重不相适应，有的甚至连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还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料理生活，根本不具备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邓小平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教师、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有许多困难，迫切需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虽然限于国家经济力量一时还难以较大地提高他们的待遇，但必须尽力“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搞好后勤服务工作，“使教学和科研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为设备和工作条件问题到处奔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0页。）
当然，一谈到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就会遇到许多困难，邓小平认为，对于这些困难，要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加以解决。但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6页。 ）从长远战略来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邓小平认为，一个好的中小学教员，他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首先提高他们的工资，“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同时，“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页。）从时间上来讲，“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要有紧迫感”。
由上可见，邓小平认为，知识分子从社会获得的精神鼓励和物质生活待遇最起码应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和劳动成果相适应，才能基本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否则，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消耗长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既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又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仅如此，为了鼓励更多的人终身从事教育、科学事业并出更多的人才和成果，还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不断提高和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邓小平对知识分子劳动和劳动成果的高度尊重，从社会道德上体现了对知识分子劳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从社会生理上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精神生命力载体的人道主义关怀，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的重视。
第二，尊重知识创新和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从战略高度重视解决知识分子政治性要求与个性行为偏差的矛盾，保护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
由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治地位，客观上要求知识分子应先于并高于普通群众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爱国爱民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具有较高的思想修养和道德情操。这一强烈的政治性要求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成长离不开经常性的政治学习，不断提高政治觉悟，自觉改造世界观。邓小平认为，我们不能把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要求机械地理解为知识分子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搞政治。“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因为那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反而应鼓励他们“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知识分子辛勤工作，刻苦钻研业务，“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4页。）概言之， 就是要从战略高度把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要求与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要适当”有机统一起来，“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不要求全责备”，以致大伤元气。这就为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针对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可能因为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和生活态度的缺点错误而引起的个性行为偏差，邓小平认为，那是教育、帮助的问题，不要特别苛求于人，应当着重看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和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贡献。当然，“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有的需要有适当的惩处。但不要强调惩处，要强调帮助，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帮助他们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1页。）“人才难得”， 要珍惜人才，保护人才，不要将他们“一棍子打死”。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包括出国留学生因参与其中而背上了政治包袱，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8页。）这充分体现了他珍惜和保护人才的战略意识，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并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保护他们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由此可见，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战略高度理性地把握处理知识分子
3.“两个尊重”是对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的理性认同和现代超越，将中华民族带入了“真正尊重”的新时代
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客观上要求任何国家或民族必须把教育和科学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形成了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基于对这一时代潮流的理性认同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希望在以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上，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就必然要选择“两个尊重”作为突破口。
在邓小平的教育理论中，“两个尊重”以其突出的时代特点完成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时代升华，实现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认识的现代超越。
第一，是尊重观念的社会大众化，形成“两个尊重”的社会风气。
为了使“两个尊重”的观念深入人心，邓小平大力提倡各行业、各级党委、全国人民都要来支持教育科学事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求全党和全社会从教育科学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重视“两个尊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所强调的是“两个尊重”的广泛性和普及性及其社会效果。经过这位总设计师孜孜不倦的教诲，“两个尊重”的时代内容和基本要求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认同并接受，从而形成了“两个尊重”的社会风气。1985年 5月，邓小平指出，“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到农村党支部，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懂得教育的重要，这是我们党的一大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21页。）
第二，是尊重程度的真实性，形成“两个尊重”的社会机制。
邓小平认为，能不能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的进程，“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思想、政策的理性超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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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知识分子排忧解难，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劳动成果， 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
邓小平认为，“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6页。 ）这些问题的解决归纳起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劳动成果，从战略高度重视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
知识分子以自己艰巨而复杂的脑力劳动为社会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该得到来自社会的荣誉和尊重。“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6页。 ）他语重深长地说：“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知识分子理应享受高出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工作生活待遇偏低与他们教学科研任务的繁重不相适应，有的甚至连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还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料理生活，根本不具备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邓小平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教师、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有许多困难，迫切需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虽然限于国家经济力量一时还难以较大地提高他们的待遇，但必须尽力“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搞好后勤服务工作，“使教学和科研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为设备和工作条件问题到处奔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0页。）
当然，一谈到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就会遇到许多困难，邓小平认为，对于这些困难，要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加以解决。但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6页。 ）从长远战略来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邓小平认为，一个好的中小学教员，他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首先提高他们的工资，“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同时，“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页。）从时间上来讲，“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要有紧迫感”。
由上可见，邓小平认为，知识分子从社会获得的精神鼓励和物质生活待遇最起码应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和劳动成果相适应，才能基本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否则，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消耗长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既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又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仅如此，为了鼓励更多的人终身从事教育、科学事业并出更多的人才和成果，还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不断提高和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邓小平对知识分子劳动和劳动成果的高度尊重，从社会道德上体现了对知识分子劳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从社会生理上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精神生命力载体的人道主义关怀，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的重视。
第二，尊重知识创新和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从战略高度重视解决知识分子政治性要求与个性行为偏差的矛盾，保护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
由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治地位，客观上要求知识分子应先于并高于普通群众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爱国爱民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具有较高的思想修养和道德情操。这一强烈的政治性要求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成长离不开经常性的政治学习，不断提高政治觉悟，自觉改造世界观。邓小平认为，我们不能把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要求机械地理解为知识分子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搞政治。“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因为那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反而应鼓励他们“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知识分子辛勤工作，刻苦钻研业务，“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4页。）概言之， 就是要从战略高度把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要求与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要适当”有机统一起来，“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不要求全责备”，以致大伤元气。这就为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针对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可能因为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和生活态度的缺点错误而引起的个性行为偏差，邓小平认为，那是教育、帮助的问题，不要特别苛求于人，应当着重看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和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贡献。当然，“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有的需要有适当的惩处。但不要强调惩处，要强调帮助，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帮助他们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1页。）“人才难得”， 要珍惜人才，保护人才，不要将他们“一棍子打死”。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包括出国留学生因参与其中而背上了政治包袱，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8页。）这充分体现了他珍惜和保护人才的战略意识，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并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保护他们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由此可见，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战略高度理性地把握处理知识分子
政治性要求与个性行为偏差矛盾的分寸和尺度，保护了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充分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包容。
3.“两个尊重”是对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的理性认同和现代超越，将中华民族带入了“真正尊重”的新时代
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客观上要求任何国家或民族必须把教育和科学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形成了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基于对这一时代潮流的理性认同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希望在以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上，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就必然要选择“两个尊重”作为突破口。
在邓小平的教育理论中，“两个尊重”以其突出的时代特点完成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时代升华，实现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认识的现代超越。
第一，是尊重观念的社会大众化，形成“两个尊重”的社会风气。
为了使“两个尊重”的观念深入人心，邓小平大力提倡各行业、各级党委、全国人民都要来支持教育科学事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求全党和全社会从教育科学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重视“两个尊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所强调的是“两个尊重”的广泛性和普及性及其社会效果。经过这位总设计师孜孜不倦的教诲，“两个尊重”的时代内容和基本要求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认同并接受，从而形成了“两个尊重”的社会风气。1985年 5月，邓小平指出，“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到农村党支部，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懂得教育的重要，这是我们党的一大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21页。）
第二，是尊重程度的真实性，形成“两个尊重”的社会机制。
邓小平认为，能不能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的进程，“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思想、政策的理性超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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