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思想、政策的理性超越
【关 键 词】“两个尊重”/邓小平理性超越/知识分子
【 正 文 】
1977年5月，邓小平鉴于以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教训， 专门作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他强调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 ）“两个尊重”的思想成了那个时期邓小平许多教育言论的轴心和中国教育的主旋律，并为后来邓小平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调。从“两个尊重”思想的提出到具体践行，体现了邓小平教育理论对传统教育理论进行现代化理性超越的时代特征。
1.“两个尊重”理性地浓缩和总结了一部落后中国史的根由，由此超越对待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历史传统，上升到现实理性主义的由衷渴求
回顾中国历史的曲折发展历程，正是“尊重”与“反尊重”较量的结果和见证。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什么时候尊重知识和人才，什么时候它就兴旺发达，历久不衰；否则，就会有亡国灭种危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有过一些开明王朝求贤若渴、唯才是举、励精图治所带来的太平盛世，但更多的是昏君当道、任人唯亲、吏治腐败所带来的内忧外患的困苦。对知识和人才的损益成为王朝兴衰的晴雨表。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未能摆脱阶级依附性和阶级从属性的社会地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祭坛的牺牲品，被统治阶级愚弄于股掌之间，个性遭扼杀，创造性被泯灭，社会地位低下，千百年来他们应有的社会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再到国统区的文化专制，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愚民政策由来已久。而“文革”期间知识遭唾弃、人才受压抑、主观唯意志主义盛行的不正常状况，又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这种政策导向及其延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极大地阻碍了中华民族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车轮再次启动的时候，面对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这一时代趋势的挑战，我们面临着知识荒疏和人才匮乏的困惑。对此，邓小平强烈感受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知识问题”，“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所以，“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因此， 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时代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已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历史地凸现出来。但由于历史原因还使党内不少同志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轻视科学文化知识和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超越对待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历史传统，针对现代化建设对知识和人才的焦渴，邓小平郑重提出“两个尊重”，这体现了他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科学态度，表达了他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对知识和人才的由衷渴求。
2.“两个尊重”体现了邓小平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力量的理性张扬和人道主义的关怀，由此超越对待知识分子的常识性理念，上升到真正信赖、善待知识分子的至诚境界
邓小平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力量的理性张扬和人道关怀及其超越境界，集中体现在他对“两个尊重”所包含的时代内容和现实要求的阐述和实践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正名， 重新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社会政治地位。
正确认识和确定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是科学对待知识分子的首要前提。由于林彪、“四人帮”排斥、打击甚至迫害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单纯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页。）这样，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不久就推翻了“两个估计”，破除了重压知识分子心头上的精神枷锁，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名誉，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是担负着重大历史责任的值得信赖和依靠的重要力量。“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页。）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定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大解放，是史无前例的。这表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这一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登上政治舞台并起着特殊重要作用的政治力量，这种对知识分子政治力量的理性张扬，体现了我党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主体力量的政治觉醒和战略重视。从邓小平提出干部“四化”标准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知识分子主导型领导群体的形成，必将为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为知识分子鸣锣开道，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 充分信赖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
“两个尊重”是由知识和人才的社会价值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现代化建设特别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因为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也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所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20页。）邓小平从战略高度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关系到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问题，提醒全党同志高度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和价值，并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不断培养和大胆使用集中体现出来。
知识分子的力量和价值体现在他们通过创造性劳动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所作的社会贡献当中，创造性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内在特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是对知识分子生命力的主体表征和最大尊重，也就是对一个民族创新能力尊重的集中表现，将极大地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他认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是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2页。）“善于发现人才， 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09页。）可见，“两个尊重”重在信任和使用人才，这是区别真假尊重的重要标准。
然而，由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和人才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使用不当的严重现象，存在着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口头上重视、行动上轻视、实际上忽视的主观偏见和官僚作风。邓小平指出：“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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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1977年5月，邓小平鉴于以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教训， 专门作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他强调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 ）“两个尊重”的思想成了那个时期邓小平许多教育言论的轴心和中国教育的主旋律，并为后来邓小平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调。从“两个尊重”思想的提出到具体践行，体现了邓小平教育理论对传统教育理论进行现代化理性超越的时代特征。
1.“两个尊重”理性地浓缩和总结了一部落后中国史的根由，由此超越对待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历史传统，上升到现实理性主义的由衷渴求
回顾中国历史的曲折发展历程，正是“尊重”与“反尊重”较量的结果和见证。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什么时候尊重知识和人才，什么时候它就兴旺发达，历久不衰；否则，就会有亡国灭种危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有过一些开明王朝求贤若渴、唯才是举、励精图治所带来的太平盛世，但更多的是昏君当道、任人唯亲、吏治腐败所带来的内忧外患的困苦。对知识和人才的损益成为王朝兴衰的晴雨表。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未能摆脱阶级依附性和阶级从属性的社会地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祭坛的牺牲品，被统治阶级愚弄于股掌之间，个性遭扼杀，创造性被泯灭，社会地位低下，千百年来他们应有的社会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再到国统区的文化专制，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愚民政策由来已久。而“文革”期间知识遭唾弃、人才受压抑、主观唯意志主义盛行的不正常状况，又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这种政策导向及其延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极大地阻碍了中华民族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车轮再次启动的时候，面对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这一时代趋势的挑战，我们面临着知识荒疏和人才匮乏的困惑。对此，邓小平强烈感受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知识问题”，“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所以，“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因此， 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时代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已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历史地凸现出来。但由于历史原因还使党内不少同志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轻视科学文化知识和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超越对待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历史传统，针对现代化建设对知识和人才的焦渴，邓小平郑重提出“两个尊重”，这体现了他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科学态度，表达了他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对知识和人才的由衷渴求。
2.“两个尊重”体现了邓小平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力量的理性张扬和人道主义的关怀，由此超越对待知识分子的常识性理念，上升到真正信赖、善待知识分子的至诚境界
邓小平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力量的理性张扬和人道关怀及其超越境界，集中体现在他对“两个尊重”所包含的时代内容和现实要求的阐述和实践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正名， 重新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社会政治地位。
正确认识和确定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是科学对待知识分子的首要前提。由于林彪、“四人帮”排斥、打击甚至迫害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单纯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页。）这样，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不久就推翻了“两个估计”，破除了重压知识分子心头上的精神枷锁，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名誉，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是担负着重大历史责任的值得信赖和依靠的重要力量。“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页。）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定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大解放，是史无前例的。这表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这一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登上政治舞台并起着特殊重要作用的政治力量，这种对知识分子政治力量的理性张扬，体现了我党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主体力量的政治觉醒和战略重视。从邓小平提出干部“四化”标准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知识分子主导型领导群体的形成，必将为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为知识分子鸣锣开道，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 充分信赖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
“两个尊重”是由知识和人才的社会价值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现代化建设特别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因为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也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所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20页。）邓小平从战略高度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关系到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问题，提醒全党同志高度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和价值，并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不断培养和大胆使用集中体现出来。
知识分子的力量和价值体现在他们通过创造性劳动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所作的社会贡献当中，创造性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内在特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是对知识分子生命力的主体表征和最大尊重，也就是对一个民族创新能力尊重的集中表现，将极大地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他认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是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2页。）“善于发现人才， 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09页。）可见，“两个尊重”重在信任和使用人才，这是区别真假尊重的重要标准。
然而，由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和人才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使用不当的严重现象，存在着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口头上重视、行动上轻视、实际上忽视的主观偏见和官僚作风。邓小平指出：“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17页。 ）“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页。）他要求建立人才合理使用、 合理流动的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4页。）为此，“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95页。）“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09页。）以此逐步克服外行领导内行、任人唯亲、论资排辈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可见，邓小平力求通过建立一种体现“两个尊重”的新的人才管理体制来克服旧体制的弊端，使全社会尊重知识分子价值的工作得以制度化。为了使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平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邓小平认为应重视人才的培养，为他们再提高、再发展提供机会和方便。一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7页。 ）二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思想、政策的理性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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