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年转轨绩效透视俄罗斯21世纪改革目标
一、转轨路径与改革绩效
俄罗斯堪称是“激进改革”的典型代表之一，就像十月革命曾经震撼全世界一样，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改革也同样是震惊世界的。其经济改革从一开始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们的共同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运动、经济自由化以及过度紧缩的财政政策把俄罗斯推上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舞台。始于1992年初的经济转轨的种种失误给俄罗斯带来了空前的动荡和经济上的萧条，今天莫斯科表面上的流光溢彩都不能掩盖俄罗斯经济衰退的事实。一直动荡不安的俄罗斯始终是世人关注的焦点，叶利钦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更多的生机，卢布的不断贬值使人们对于俄罗斯前途充满忧虑。如今，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寄希望于普京，期待着俄罗斯第二任总统能够带领人们走出经济发展的泥潭，恢复俄罗斯世界强国的地位。
俄罗斯经济增长率
附图
一般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经济转轨通常所隐含的是一种快速的市场化过渡行为，然而，转轨这一客观事实又是建立在体制性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一种适宜改革的体制结构当中的。因此，按照经济转轨的发展规律，如果在客观上缺乏经济转轨所需要的良好的体制基础和法治基础的话，那么经济转轨自身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个法制的完善和宪政转轨的过程，需要一个政府转换自身在市场经济当中角色的过程，经济改革中体制变革的意义也体现于此。尤其是在转轨经济国家的体制变革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得不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变，需要从国家调控经济转向由市场政策和价格信号来引导经济转变[1]。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式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模式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再到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实践都表明，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顺利地实现转轨，同时，经济转轨的战略也因国家而异。
在俄罗斯，客观上存在着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格局，而改革者们却试图要在一种基本的体制还未建立起来之前迅速引入一种由市场来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希望以此来纠正已扭曲了的市场经济，改变由政府来调控企业的、陈旧的经济运行模式，消除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绝对垄断地位。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收效甚微，这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体制的真空状态，给企业生产结构的转换及其运行能力的提高等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政局动荡、经济萧条、政府职能弱化等都使得这些“畸形”发展的工业部门和生产体系只能游离于政府必要的管辖之外，别无选择地生存在十分脆弱的市场体系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初俄罗斯想要通过快速的激进行为来达到转轨目的而最终却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2]。
从1992年初俄罗斯政府的“改革派”推行“休克疗法”到1995年的因实施了两年紧缩性财政政策而爆发的经济萧条，直至到1998年发生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出现了大幅度的震荡[3]。（见上页图）很多俄罗斯人一想起1992-1994年间的恶性通货膨胀，至今还心有余悸。俄罗斯的确为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过去的将近十年里，俄罗斯的总体宏观经济环境一直在持续恶化。其具体表现主要在于：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民生活水平极低、卢布与美元的汇率动荡、银行利率不断攀升、通货膨胀持续恶化、物价飞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环境也在不断恶化、法律基础十分薄弱、人口的出生率下降、种群退化现象十分严重等等。除了一部分新兴财阀之外，人们的生活甚至比1991年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时更差，有些地方的失业率高达50%-60%。尤其在经历了1995年的经济萧条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许多的生产部门更加丧失了适时复苏的机会。
“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正常运行，取而代之的是阿尔·卡彭——芝加哥黑帮式的资本主义，正如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谈及俄罗斯改革时所说的一样，这是一种罪恶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加剧了生产滑坡在俄罗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俄罗斯自1992年初经济转轨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基建投资额、消费品价格涨幅、工业品批发价格涨幅、零售商品流转额、各项指标大都急剧恶化。政府经济政策唯一的积极成果便是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缩小，但它又是以国家基建投资的大幅度减少、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为代价的。在最近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俄罗斯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的措施仍然是显得薄弱乏力。巨额的预算赤字、三角债现象、征税困难、外汇市场严重动荡、经济美元化等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仍在不遗余力地制定各种措施来保证居民生活保障体系的运行、缓解社会紧张状况、健全国家财政和银行体系、恢复实际经济部门的商品供应和市场机制。
原波兰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现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波兰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在评价转轨经济时曾指出：“向市场经济转轨必须被看作是从基于以政府调节和国家所有权为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基于以市场调节和以私人所有权为主导的开放经济的复杂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市场经济，在中央计划形式的、社会主义中央统治经济被抛弃之后的决定性因素是私有部门的发展，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仅仅有私有化是远远不够的。”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谈及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时指出：“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前苏联国家中的转轨失败并不是由于好的政策没有执行好，这些国家转轨失败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的误解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
的确，俄罗斯对其多数工业和自然资源成功地实行了“私有化”，但总的固定投资额（实际上是市场经济萌芽发展的更重要的一个标志）在过去5年中明显下降了，俄罗斯迅速变成了一个耗费自然资源的经济，而不是变成了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整个概念经不起推敲，在这种观点的形成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偏见多于科学的态度，改革派们不能容纳客观的、不同意见，“经济转轨”错误地判断了俄罗斯现行经济运行模式的增长方式。俄罗斯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固的寡头对其政治经济结构的垄断模式，经济的恢复和增长缺乏一种体制上的推动力，导致了现有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危机过后的边缘上的增长。显而易见，俄罗斯在改革初期推行的“休克疗法”是不成功的，而今天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的前提则是一种体制环境和体制基础。换言之，改革需要一种体制性的推动力，这将是保证俄罗斯后继改革成功的一个十分必要的条件。
二、俄罗斯21世纪改革目标透视
1、加强中央权力和法制建设
俄罗斯需要有成效的、强有力的政权，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在寻求发扬民族主义，重申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威，强调国家政权机关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加强中央权力方面，为了加强总统对地方的垂直领导，俄罗斯成立了联邦行政区并任命总统的全权代表。其次，俄罗斯总统有权撤销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和解散地方议会，即总统和联邦中央有权整顿地方行政权力机关。再次，俄罗斯将改变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即地区行政长官不能再成为上院议员，这是
俄罗斯法制建设问题一直以来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虽然俄罗斯的改革一直在忙碌地进行着，但是寡头们仍然控制着经济发展中的绝大部分渠道，俄罗斯目前真正需要的是要以法律基础来保障经济发展。俄罗斯文化在失败的改革后及前几轮的“休克疗法”中受到伤害，公民缺乏坚定的责任感，执法机关也缺乏责任心和使命感，任腐败放任自流。在俄罗斯新一轮的改革中，国家将会采取措施降低那些寡头们的威望，使企业与政府脱离关系。另外，俄联邦政府还将修正国家的税收制度，解除国家对物价的控制，并将尽快实施深层次的经济改革，以使经济在不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正常运行。
由于政权机关和法律机关不果断以及国家经济实力的衰弱，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成果将很难稳固，国家政权机关必须依靠法律和根据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垂直的执行权力机关。例如，车臣问题是俄罗斯的联邦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典型例子，车臣再次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俄罗斯国家长期缺乏团结，车臣已变成国际恐怖主义对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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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堪称是“激进改革”的典型代表之一，就像十月革命曾经震撼全世界一样，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改革也同样是震惊世界的。其经济改革从一开始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们的共同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运动、经济自由化以及过度紧缩的财政政策把俄罗斯推上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舞台。始于1992年初的经济转轨的种种失误给俄罗斯带来了空前的动荡和经济上的萧条，今天莫斯科表面上的流光溢彩都不能掩盖俄罗斯经济衰退的事实。一直动荡不安的俄罗斯始终是世人关注的焦点，叶利钦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更多的生机，卢布的不断贬值使人们对于俄罗斯前途充满忧虑。如今，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寄希望于普京，期待着俄罗斯第二任总统能够带领人们走出经济发展的泥潭，恢复俄罗斯世界强国的地位。
俄罗斯经济增长率
附图
一般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经济转轨通常所隐含的是一种快速的市场化过渡行为，然而，转轨这一客观事实又是建立在体制性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一种适宜改革的体制结构当中的。因此，按照经济转轨的发展规律，如果在客观上缺乏经济转轨所需要的良好的体制基础和法治基础的话，那么经济转轨自身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个法制的完善和宪政转轨的过程，需要一个政府转换自身在市场经济当中角色的过程，经济改革中体制变革的意义也体现于此。尤其是在转轨经济国家的体制变革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得不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变，需要从国家调控经济转向由市场政策和价格信号来引导经济转变[1]。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式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模式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再到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实践都表明，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顺利地实现转轨，同时，经济转轨的战略也因国家而异。
在俄罗斯，客观上存在着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格局，而改革者们却试图要在一种基本的体制还未建立起来之前迅速引入一种由市场来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希望以此来纠正已扭曲了的市场经济，改变由政府来调控企业的、陈旧的经济运行模式，消除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绝对垄断地位。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收效甚微，这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体制的真空状态，给企业生产结构的转换及其运行能力的提高等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政局动荡、经济萧条、政府职能弱化等都使得这些“畸形”发展的工业部门和生产体系只能游离于政府必要的管辖之外，别无选择地生存在十分脆弱的市场体系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初俄罗斯想要通过快速的激进行为来达到转轨目的而最终却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2]。
从1992年初俄罗斯政府的“改革派”推行“休克疗法”到1995年的因实施了两年紧缩性财政政策而爆发的经济萧条，直至到1998年发生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出现了大幅度的震荡[3]。（见上页图）很多俄罗斯人一想起1992-1994年间的恶性通货膨胀，至今还心有余悸。俄罗斯的确为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过去的将近十年里，俄罗斯的总体宏观经济环境一直在持续恶化。其具体表现主要在于：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民生活水平极低、卢布与美元的汇率动荡、银行利率不断攀升、通货膨胀持续恶化、物价飞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环境也在不断恶化、法律基础十分薄弱、人口的出生率下降、种群退化现象十分严重等等。除了一部分新兴财阀之外，人们的生活甚至比1991年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时更差，有些地方的失业率高达50%-60%。尤其在经历了1995年的经济萧条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许多的生产部门更加丧失了适时复苏的机会。
“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正常运行，取而代之的是阿尔·卡彭——芝加哥黑帮式的资本主义，正如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谈及俄罗斯改革时所说的一样，这是一种罪恶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加剧了生产滑坡在俄罗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俄罗斯自1992年初经济转轨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基建投资额、消费品价格涨幅、工业品批发价格涨幅、零售商品流转额、各项指标大都急剧恶化。政府经济政策唯一的积极成果便是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缩小，但它又是以国家基建投资的大幅度减少、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为代价的。在最近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俄罗斯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的措施仍然是显得薄弱乏力。巨额的预算赤字、三角债现象、征税困难、外汇市场严重动荡、经济美元化等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仍在不遗余力地制定各种措施来保证居民生活保障体系的运行、缓解社会紧张状况、健全国家财政和银行体系、恢复实际经济部门的商品供应和市场机制。
原波兰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现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波兰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在评价转轨经济时曾指出：“向市场经济转轨必须被看作是从基于以政府调节和国家所有权为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基于以市场调节和以私人所有权为主导的开放经济的复杂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市场经济，在中央计划形式的、社会主义中央统治经济被抛弃之后的决定性因素是私有部门的发展，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仅仅有私有化是远远不够的。”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谈及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时指出：“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前苏联国家中的转轨失败并不是由于好的政策没有执行好，这些国家转轨失败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的误解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
的确，俄罗斯对其多数工业和自然资源成功地实行了“私有化”，但总的固定投资额（实际上是市场经济萌芽发展的更重要的一个标志）在过去5年中明显下降了，俄罗斯迅速变成了一个耗费自然资源的经济，而不是变成了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整个概念经不起推敲，在这种观点的形成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偏见多于科学的态度，改革派们不能容纳客观的、不同意见，“经济转轨”错误地判断了俄罗斯现行经济运行模式的增长方式。俄罗斯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固的寡头对其政治经济结构的垄断模式，经济的恢复和增长缺乏一种体制上的推动力，导致了现有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危机过后的边缘上的增长。显而易见，俄罗斯在改革初期推行的“休克疗法”是不成功的，而今天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的前提则是一种体制环境和体制基础。换言之，改革需要一种体制性的推动力，这将是保证俄罗斯后继改革成功的一个十分必要的条件。
二、俄罗斯21世纪改革目标透视
1、加强中央权力和法制建设
俄罗斯需要有成效的、强有力的政权，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在寻求发扬民族主义，重申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威，强调国家政权机关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加强中央权力方面，为了加强总统对地方的垂直领导，俄罗斯成立了联邦行政区并任命总统的全权代表。其次，俄罗斯总统有权撤销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和解散地方议会，即总统和联邦中央有权整顿地方行政权力机关。再次，俄罗斯将改变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即地区行政长官不能再成为上院议员，这是
朝着发展民主和议会活动职业化方向迈进的一步。
俄罗斯法制建设问题一直以来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虽然俄罗斯的改革一直在忙碌地进行着，但是寡头们仍然控制着经济发展中的绝大部分渠道，俄罗斯目前真正需要的是要以法律基础来保障经济发展。俄罗斯文化在失败的改革后及前几轮的“休克疗法”中受到伤害，公民缺乏坚定的责任感，执法机关也缺乏责任心和使命感，任腐败放任自流。在俄罗斯新一轮的改革中，国家将会采取措施降低那些寡头们的威望，使企业与政府脱离关系。另外，俄联邦政府还将修正国家的税收制度，解除国家对物价的控制，并将尽快实施深层次的经济改革，以使经济在不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正常运行。
由于政权机关和法律机关不果断以及国家经济实力的衰弱，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成果将很难稳固，国家政权机关必须依靠法律和根据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垂直的执行权力机关。例如，车臣问题是俄罗斯的联邦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典型例子，车臣再次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俄罗斯国家长期缺乏团结，车臣已变成国际恐怖主义对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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