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闲暇：城市居民新的社会财富观

2.99分钟；休息日为平均每天375.21分钟；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平均每周内任何一天（包括周日和平日）享有闲暇时间为236.16分钟，约占每天每人拥有时间量的16.4%（注：天津市“千户居民户卷调查”课题组：《天津市千户居民户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第211页。）；1998年得到的资料是：人们拥的闲暇时间，工作日平均每天为273.63分钟，比1985年多60.64分钟；休息日为平均每天403.76分钟，比1985年多28.55分钟；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平均每周内任何一天（包括周日和平日）享有的闲暇时间为310.81分钟，占全天拥有量的21.5%，比1985年多74.65分钟。这些数字表明，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有了较多的增长。
　　调查数据还反映了人们在时间分配方面的其他变化，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今天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比如1985年资料用加权平均数得出的计算结果是，平均每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372.87分钟，占全天的25.89%，1998年为282.15分钟，占全天的19.6%；1985年的家务劳动时间为平均每人每天241.72分钟，占全天时间的16.79%，而1998年为198.39分钟，占全天时间的13.8%；1985年的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为平均每人每天490.14分钟，占全天的34.03%，而1998年为631.43分钟，占全天的43.8%。数字说明，在近10多年时间里，人们不仅闲暇时间增多了，而且工作时间减少了，平均每人每天减少90分钟；家务劳动时间也减少了人均43分钟／天；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增加了人均约141分钟／天。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表明人的家庭内外负担的减轻，而闲暇时间和满足生理需要时间的增加，则是人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变化的重要标志。今天，当我们说人们富裕了，不仅应看到他们比过去有钱了，吃、喝、住、穿、行等生活条件改善了，而且应看到他们比过去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了更多的用于满足享受、休息、娱乐和自我发展的时间。这种新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促使了新的社会财富观的形成。
　　2.新的社会财富观念——闲暇时间观。今天，当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增长，闲暇生活改善，闲暇生活在人们的整个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的闲暇时间观念也在变化之中，一种新的社会财富观念正在逐步形成。当然，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闲暇时间的财富观念还不是用“财富”两字来抽象表达的，而是包含在对闲暇时间的认识和追求之中的，其中包括要不要闲暇时间，闲暇时间与物质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使用闲暇时间等许多方面。
　　(1)对闲暇时间的需求。从人们意识到时间问题是闲暇生活的首要问题时，到人们拥有了比较充足的闲暇时间，闲暇生活的改善、提高和丰富才得以实现。在1985年进行的天津市千户居民户卷调查中，当问到被调查者在目前的情况下您认为参加社会娱乐活动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时，有78.3%的户回答说是因为“没有时间”，与“经济上不允许”等各种原因相比居首位。在1998年“中国大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调查”中在回答“目前妨碍您参加娱乐活动的因素主要有哪些时”，回答“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也居首位，为44.9%。并有56人表示对自己的“总的闲暇生活”“很不满意”，或“不太满意”，然而人们是否因此就把取得更多的闲暇时间放在第一位呢？也不是。在前面我们列举的有关调查情况中（见表1），曾问到过“假定您现在每周工作5天”的选择时，表示愿意“每周少干一天工作，同时少挣一天的工资”时，只有8人（占2.7%），表示赞同，相反有91人，占30.3%的人认为“每周多干一天的工作，同时多挣一天的工资”，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保持现状不变”。这些数字说明，人们已经有了闲暇时间的观念和需求，而且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需要。在前面列举的关于三大城市调查资料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上海要求“每周少干一天工作，同时少挣一天工资”的人数的百分比比天津、哈尔滨要高，这和上海的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的平均收入较高相关的。
　　(2)闲暇时间观念的形成。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看，把闲暇时间当成一种宝贵的财富，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的。它首先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其次要依赖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即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第三还要有人们对闲暇时间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在闲暇生活中的收益。
　　首先，闲暇时间是由劳动创造的。人们通过劳动在创造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闲暇时间。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即使人们有许多富余时间，也表现不出闲暇时间的价值。人类学家曾对印度阿萨母邦的原始部落拉克尔人的生活进行考察。拉克尔人一天的生活可划分为15个时间段，从早晨4时左右被地板下私养的家畜弄醒直到晚上，整个生活都以劳动作为中心，而且十分繁忙，一个时段接一个时段不断变换形式地从事各种劳作，无闲暇可言（注：［日］石川荣志主编：《现代文化人类学》第二章，周星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摆脱了原始状态，进入了农业社会后，人们的劳动仍依赖于自然资源和条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多少闲暇时间而言。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闲暇时间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财富总量有

一定水平，才能出现，才能表现。
　　其次，今天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了重新定位。人类社会有了闲暇时间观念和普遍的闲暇时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此时，闲暇时间也被创造出来了。这点我们可以从美国1850-1970年工作时间逐步缩短的变化中得到说明。美国的全部产业周工时在120年间从周69.7小时，减少到37.6小时，共减少了32.1小时，即将近一半的工时（注：王雅林、董鸿阳编：《闲暇社会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凭借巨大的生产力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又出现了另一种忽视人的自身价值的倾向，于是出现了为不断增长的金钱拚命，以及以工作为中心，为乐趣的“工作狂”。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指导原则，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其他活动都是为了辅助提高工作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说，人还是劳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社会的奴隶，这是因为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形成，人的自我价值还没有被全部认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主体地位逐渐形成，人的自我价值逐步被认知，闲暇时间的价值，特别是它做为社会财富的价值才被社会和人们所接受。D·里斯曼所著的《孤独的人群》一书认为现代人的社会性格经历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其社会性格由“受传统观念支配”变成“有独立见解的不随流俗的人”；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期，已进入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阶段的国家中，在大众传播媒介与同伴群体的规范和价值控制下，人们又重新变成了“受外力支配者”（注：王雅林、董鸿阳编：《闲暇社会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其时，就在上述议论出现的时候，现代人社会性格的第三次革命发生了，这就是G·佛里德曼所说的，在受技术支配的文明中，闲暇有使人“重新定位”的作用（注：［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调整之风，他们的调整就包含着对建立人文秩序、注重生活质量、注重闲暇时间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是和人的社会地位的认知，人的价值实现被肯定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确立相关的，是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的。
　　第三，今天人们有了对闲暇时间的价值意识。现代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们思考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心议题离不开人。没有人的目标，发展就失去了方向，没有人的素质提高，发展就失去了保障。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意识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在于人，在于人的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因而致力于高社会福利、高社会保障建设。越来越多的人们在要求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要求精神生活条件，要求愉悦、享受，要求紧张劳动后的轻松，要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而闲暇时间和闲暇生活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条件和保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

《拥有闲暇：城市居民新的社会财富观(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