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成因
内推行强权政治，由此更多地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打击对象。美国的政策、公民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1995年，全球共发生恐怖主义事件440起，其中涉及侵犯美国利益的恐怖案件占22.5 ％左右；1996年全球恐怖事件共296起，其中涉及侵害美国利益的约占24.7 ％。因此死亡的美国公民，1995年为10人，1996年增加到24人；因此受伤的美国公民1995年为60人，1996年则达250人。 （注： "Pattems of Global Terrorism 1995",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1996,p.71—73;" Pattems of Global Terrorism 1996",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997,P.70—74. ）据统计，整个90年代，将近40％的国际恐怖活动是针对美国和美国人的。这些恐怖主义行动绝大多数发生于美国海外，但已有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行动发生在美国本土。在各种恐怖主义袭击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最大，本·拉登被美国人视为恐怖主义的魔头。美国频繁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这对美国公民的利益、美国政府的形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宏观变量分析：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
冷战后，在苏东剧变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局动荡。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大大减弱，各种社会矛盾突显。中东、中亚、拉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其经济贫困、政局动乱、政治腐败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遭受恐怖活动袭击愈益频繁，则与其社会危机深化、裂痕加大、主流规范缺失相伴相随。从根本上说，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世界范围内南北发展不平衡这两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恶性肿瘤。（注：孟祥青：《恐怖主义，当今世界的大敌》，《世界知识》，1996年第五期。）
1.两极格局消弭与矛盾释放：民族（种族）主义、宗教意识形态
冷战时期，世界受两极格局的支配，东西矛盾掩盖和简化了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整个世界在冷战的阴影下、在美苏对峙中保持着压抑的和平。（注：这并不表明冷战时期不存在意识形态冲突之外的民族（种族）、宗教关系上的恐怖主义活动，只是说明冷战后这两个方面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数量和力度上有明显的增长。）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下子从美苏争霸的罗网中挣脱出来，国际制约力和控制力下降，原先被东西矛盾压制着的各种次要或局部冲突，都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释放了出来。
第一，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冷战以后，许多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民族和种族矛盾得以释放，并泛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中东地区的阿以民族矛盾、东欧及巴尔干的武装冲突等都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历史问题，冷战的终结使这些矛盾更加激化，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导火线。同时，最早由西方大国为演变前苏东国家而助长的民族分离浪潮，在冷战后却猛烈地冲击着它们自己。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矛盾的加深，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兴起，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潜伏的民族危机，无疑为恐怖组织的壮大提供了社会基础。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近30％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1991年，这类恐怖活动就占全部恐怖活动的约36％，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多。（注：参见林宏宇：《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浅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二期。）
第二，宗教矛盾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又一主要根源。世界主要宗教之间的文化分歧和意识形态差异，构成了孕育国际恐怖主义的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一些宗教势力内部的派别纷争，使这一冲突更加复杂化。90年代，大约有25％的恐怖主义起源于宗教目的。（注：种若静：《恐怖主义——冷战后国际安全新课题》，《检查日报》1996年10月13日。）在各类恐怖主义活动中，冷战后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要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原始形式，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制度。9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西亚北非地区再度崛起。在这一地区，穆斯林占人口多数，因此原教旨主义的主张极易得到人们的共鸣。与此同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向中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欧美扩散，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的恐怖宗教力量。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饱受贫困之苦的下层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而且也说明，作为非同一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反美、反西方、均贫富的主张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形势剧变，原有的价值规范被冲破，宗教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崇拜，满足了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要求。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已具备了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如哈马斯），其资金来源也显得十分隐秘而难于查实，它们远比先前一些革命性恐怖组织来得棘手。
2.国家间竞争与冲 突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反映了主权国家在增进相互合作的同时，彼此间以利益为核心的竞争和冲突尖锐化。在从冷战的“正战论（正义战争论）”时代向冷战后的“脱正战论”时代的过渡时期，国家间因利益冲突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逐渐趋小。（注：中曾根康弘：《冷战以后》，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71页。）。国际恐怖主义作为战争的一种转化形式或辅助形式，将会被更多地运用。大战爆发可能性的降低和战争的弱化，会导致恐怖主义的强化，以释放国家间日益膨胀的各种矛盾。
具体表现在：（1）对大国来讲， 核恐怖使现代战
3.高科技的普及与先进武器技术的扩散
冷战后，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以及核生化武器技术的扩散，使恐怖分子的作案工具越来越先进、手段越来越高超。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和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的网络恐怖袭击事件无疑给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恐怖分子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或自制一些原本尖端的高技术器材。发达的电脑信息技术、国际互联网络和各种传媒为恐怖分子搜猎情报和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一些高学历、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恐怖集团中，他们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恐怖活动服务，并且把袭击的对象扩大到经济和信息领域。由于冷战后国际社会缺乏有效控制核生化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的能力，恐怖分子通过黑市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大。对恐怖分子来说，生化武器是比核武器更容易得到、使用更方便、对平民威胁更大的恐怖工具。日本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成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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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变量分析：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
冷战后，在苏东剧变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局动荡。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大大减弱，各种社会矛盾突显。中东、中亚、拉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其经济贫困、政局动乱、政治腐败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遭受恐怖活动袭击愈益频繁，则与其社会危机深化、裂痕加大、主流规范缺失相伴相随。从根本上说，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世界范围内南北发展不平衡这两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恶性肿瘤。（注：孟祥青：《恐怖主义，当今世界的大敌》，《世界知识》，1996年第五期。）
1.两极格局消弭与矛盾释放：民族（种族）主义、宗教意识形态
冷战时期，世界受两极格局的支配，东西矛盾掩盖和简化了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整个世界在冷战的阴影下、在美苏对峙中保持着压抑的和平。（注：这并不表明冷战时期不存在意识形态冲突之外的民族（种族）、宗教关系上的恐怖主义活动，只是说明冷战后这两个方面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数量和力度上有明显的增长。）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下子从美苏争霸的罗网中挣脱出来，国际制约力和控制力下降，原先被东西矛盾压制着的各种次要或局部冲突，都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释放了出来。
第一，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冷战以后，许多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民族和种族矛盾得以释放，并泛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中东地区的阿以民族矛盾、东欧及巴尔干的武装冲突等都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历史问题，冷战的终结使这些矛盾更加激化，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导火线。同时，最早由西方大国为演变前苏东国家而助长的民族分离浪潮，在冷战后却猛烈地冲击着它们自己。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矛盾的加深，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兴起，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潜伏的民族危机，无疑为恐怖组织的壮大提供了社会基础。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近30％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1991年，这类恐怖活动就占全部恐怖活动的约36％，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多。（注：参见林宏宇：《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浅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二期。）
第二，宗教矛盾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又一主要根源。世界主要宗教之间的文化分歧和意识形态差异，构成了孕育国际恐怖主义的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一些宗教势力内部的派别纷争，使这一冲突更加复杂化。90年代，大约有25％的恐怖主义起源于宗教目的。（注：种若静：《恐怖主义——冷战后国际安全新课题》，《检查日报》1996年10月13日。）在各类恐怖主义活动中，冷战后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要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原始形式，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制度。9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西亚北非地区再度崛起。在这一地区，穆斯林占人口多数，因此原教旨主义的主张极易得到人们的共鸣。与此同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向中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欧美扩散，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的恐怖宗教力量。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饱受贫困之苦的下层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而且也说明，作为非同一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反美、反西方、均贫富的主张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形势剧变，原有的价值规范被冲破，宗教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崇拜，满足了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要求。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已具备了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如哈马斯），其资金来源也显得十分隐秘而难于查实，它们远比先前一些革命性恐怖组织来得棘手。
2.国家间竞争与冲 突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反映了主权国家在增进相互合作的同时，彼此间以利益为核心的竞争和冲突尖锐化。在从冷战的“正战论（正义战争论）”时代向冷战后的“脱正战论”时代的过渡时期，国家间因利益冲突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逐渐趋小。（注：中曾根康弘：《冷战以后》，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71页。）。国际恐怖主义作为战争的一种转化形式或辅助形式，将会被更多地运用。大战爆发可能性的降低和战争的弱化，会导致恐怖主义的强化，以释放国家间日益膨胀的各种矛盾。
具体表现在：（1）对大国来讲， 核恐怖使现代战
争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对小国而言，参与常规战争也有可能升级为一场难于承受的灾难。利用恐怖活动往往既能达到政治或经济目的，又不用承担太大的风险。因此，某些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外交目的，在口头上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暗中却纵容、支持一批国际恐怖组织。这一支持主要通过提供金钱、庇护、技术专家、训练营地、武器以及为其辩护的意识形态等得以实现。当然，在冷战后时代，国际恐怖组织获取国家支持的难度将不断增大，原先极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将不愿再冒受国际社会制裁的危险，所以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将趋向减少。（2 ）少数发达国家继续冷战思维，为了争夺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培植利己势力，对他国内部反政府恐怖活动加以支持。为了推翻萨达姆、肢解伊拉克，美国每年向伊拉克民族恐怖组织提供1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以推进其在巴格达等大城市的恐怖活动。（注：吴鹏：《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活动综述》，《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3 ）除了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和组织恐怖主义活动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一些非政府团体或个人——主要指处在国际竞争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基于爱国主义情绪而发动对于他国政府或民众的恐怖袭击，包括日益增多的网上侵犯。
3.高科技的普及与先进武器技术的扩散
冷战后，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以及核生化武器技术的扩散，使恐怖分子的作案工具越来越先进、手段越来越高超。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和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的网络恐怖袭击事件无疑给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恐怖分子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或自制一些原本尖端的高技术器材。发达的电脑信息技术、国际互联网络和各种传媒为恐怖分子搜猎情报和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一些高学历、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恐怖集团中，他们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恐怖活动服务，并且把袭击的对象扩大到经济和信息领域。由于冷战后国际社会缺乏有效控制核生化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的能力，恐怖分子通过黑市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大。对恐怖分子来说，生化武器是比核武器更容易得到、使用更方便、对平民威胁更大的恐怖工具。日本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成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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