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成因

东京奥姆真理教的毒气案也许算不上一次成功的袭击，因为他们原打算要制造更大的伤亡，警察事后在其总部所在地发现了足以使成千上万人丧命的沙林。这一组织还曾在俄罗斯武器市场上从事采购活动，购买了包括一架直升机在内的设备，以播撒致命的化学物质。另据称，本·拉登不仅已买到美制“毒刺”式导弹，而且还在中亚地区弄到了核武器。对先进技术和武器的拥有使恐怖主义如虎添翼，大大增强了恐怖主义的威慑力和破坏力。
　　　　4.大众传媒系统的负效应
　　现代大众传媒系统对国际恐怖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新闻媒介无意中成为传播恐怖主义的环节和工具，扮演了恐怖主义主张代言人的角色。大众传媒往往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报道恐怖主义事件以求吸引听众和观众，这就容易为恐怖分子用来宣扬他们的“事业”和“使命”，扩大了恐怖效应。发达的现代大众传媒使地球各个角落里的人都能目睹某个地点上演的恐怖剧，这恰好满足了恐怖分子扩大其影响、宣传其主张的欲望。同时，电视、报刊常常充当遇难者家属的代言人，给政府施加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干扰政府作出周密的反恐怖主义行动计划。所幸传媒机构已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美国反恐怖主义专家皮尔在谈到对付恐怖主义的工具时，提出了“传媒自我约束”（Media  Self－Re－strain）的设想。《芝加哥太阳时报》和《每日新闻》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例如禁止记者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改写恐怖分子提出的主张以避免不加约束的宣传，必要时可停止或推迟对恐怖活动的报道等等。（注："Terrorism,  The  Future　and　U.  S.  Foreign　Policy"　by  Raphael.  F.Perl,CRS  Issue  Brief,  Feb.19,1997.）但这些规则能否被广为接受，还需要大众传媒系统自身的协调。而且，在当今新闻行业竞争激烈的时代，难免会有人打破这些规则。
　　　　5.现代化的异化因素
　　冷战后时代，现代性伴生了自身的异化因素，生态平衡、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规范缺失等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恐怖主义动因和类型的多样化，当今世界上出现了许多五花八门的组织，它们不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或“主义”的派别，大开杀戒只是为了发泄成员内心累积已久的痛苦和受挫的情感，或者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自身的存在。1996年，美国破获了一起积年邮包炸弹案，使警方感到头痛的是，这个自称“校园航空杀手”的恐怖分子的动机只是反对科学进步。1997年，美国接连发生多起堕胎诊所被炸事件，这是一些反对人工流产的人所进行的攻击。此外，还有人因环境保护和爱护动物而发动恐怖袭击。这样的“自由恐怖主义”比传统的政治恐怖主义显得更为可怕。另外，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深化，包括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使社会不满有增无减，这些都成为恐怖主义泛滥的社会温床。
　　　　　　三、冷战后的国际反恐怖主义：“以暴制暴”
　　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泛滥，破坏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损害了人类的基本权益，并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和局部的纠纷或武装冲突，激起了普遍的谴责和反抗。
　　恐怖事件一旦发生，对策一般只有两条：怀柔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强硬派主张用武力制服恐怖分子。90年代以来，强硬派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许多国家都认为减少恐怖事件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坚信恐怖主义不会成功，对恐怖主义决不让步。强有力的打击和制裁，会令恐怖分子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和行动障碍。同时政府的强硬态度，能够消除恐怖分子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为此，许多国家成立了反恐怖主义特种部队，例如法国的“国家干涉组”、美国国防部的“蓝光突击队”、英国的“特别空勤团”和意大利的“皮头套突击队”等。俄罗斯对原安全局和反间局所属“阿尔法”别动队和“信号期”别动队赋予了反恐怖主义任务，并增设了代号为“韦加”的特种反核恐怖分队。这些部队成员精明强干，多次在国内外的反恐怖主义行动中大显身手。（注：参见朱素梅：《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与反恐怖主义》，《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四期。）
　　虽然“以暴制暴”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且在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一些老牌恐怖主义组织，如阿拉伯人民解放阵线和爱尔兰共和军等，已开始逐步缓和恐怖主义行径以实现合法化。但令人担忧的是，“以暴制暴”使恐怖分子的手段日益升级，而政府的反恐怖手段也极为残忍。如果“以暴制暴”不仅使用于反击武装有地雷和冲锋枪的恐怖分子，而且施加于那些在公共场合释放毒气或微型核弹的恐怖分子，那么民主的西方政府将会变得怎样的残暴？以色列未来战争专家克莱威尔德（M.Creveld）认为，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  你便成了恐怖主义者”。（注：参见《新恐怖主义》，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

998年8月15日。）在当代的恐怖主义理论中，  最为著名的是“行动—反击—再行动—再反击”的循环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政府和恐怖组织之间报复与反报复的结果将是恐怖的不断升级。在恐怖气氛的包围之中，公众丧失了安全感，从而对政府失去信心，并最终为恐怖组织实现目标创造条件。如果政府为稳定局势而采取对恐怖主义的镇压行动，随着恐怖活动和镇压行动的轮番升级，即“行动—反击”循环的螺旋上升，最终又会使政府的严厉措施侵犯到公民权利，招致民众反对。
　　国际恐怖主义性质的变化和威胁度的增加，对各国的反恐怖主义政策及其组织结构提出了挑战。许多国家在反恐怖主义方面出台了一些新举措。1996年，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案，规定政府在4年内增拨10亿美元用于联邦和州政府的反恐怖行动，并规定对驻外机构人员和军人进行反恐怖训练。美国国防部还将防范恐怖活动列为军事研究的重点之一。1999年，日本政府通过加强社团管理以控制邪教组织，从而比较有效地打击了奥姆真理教的恐怖活动。但就总体而言，国际反恐怖主义事业任重而道远。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成因(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