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阶段论”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 键 词】发展阶段论/可持续发展
development-by-stages theor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正 文 】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冷静分析国际局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提出了著名论断：“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因此，邓小平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家实力。
一、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是生产力相对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有步骤、分阶段的长期奋斗。由此，他制定了合乎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和分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思想，从“物”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和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力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科学教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加强环境保护。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跳跃式前进。
二、邓小平的“发展阶段论”蕴含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三步走”的阶段发展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产物，也是“发展”辩证思考的结晶。
（一）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跳跃式上台阶
这是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中西经济发展规律，指出“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快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认为，要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必须加快发展，不能总是求平稳，要解放思想，敢于放开手脚，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加快发展，实现跳跃，关键在抓住时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幻莫测，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这种机会稍纵即逝，他谆谆教导我们：“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邓小平强调发展的高速度，但从不盲目好大喜功。他深刻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前30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此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正确地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他认为“大跃进”式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效益、平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高速度，不仅没有给经济建设带来真正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因此，邓小平非常注重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速度、比例、效益关系，“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高度概括了速度和效益的对立统一性，速度以效益为前提，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只有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效益又以速度为条件，离开一定的发展速度，就谈不上经济效益，更谈不上可持续性的发展。当速度和效益发生矛盾时，速度要服从效益。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正是邓小平效益观指导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
“两个根本性转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实质性影响。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将改变我国历来只注重生产资料投入，搞“人海战术”，只讲投放，不计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摒弃以纯粹的人口、资源数量为基础，无度耗废资源的发展观念，实现以技术进步、人口素质提高为前提，确保生产资料向产品转化的效益最大化，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深刻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之要义。
（二）发展的评判标准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刻诠释了政治与经济及发展速度数量与效益质量的辩证关系，是评判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当然，快速发展须讲效益和质量，邓小平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深恶痛绝。1982年他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因此，评判国民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原则。
“三个有利于”原则同样适应于社会发展战略、人口增长、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的有效利用等领域。能有效评判社会发展的最佳战略；资源开发同生态平衡、水土保持的协调；工业的迅速发展与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等等。“三个有利于”原则，贯穿于我国发展战略的全过程，《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必须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同时不能破坏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因此，资源、环境与经济政策必须相辅相成。”
（三）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后劲
科技和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这一论断揭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本性，反映科技发展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科技发展，必然带来经济繁荣；科技落后，结果必然是经济停滞不前。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1952—1957年为46.9％， 1957 —1965年为20.7％，1965—1976年为3.6％，1981—1985年为30. 5 ％，1985—1989年为30.19％，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成正比。 科技含量最高的第
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能源、材料、交通、信息等基础产业的制约。我们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我建议组织 《邓小平“发展阶段论”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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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by-stages theor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正 文 】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冷静分析国际局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提出了著名论断：“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因此，邓小平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家实力。
一、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是生产力相对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有步骤、分阶段的长期奋斗。由此，他制定了合乎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和分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思想，从“物”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和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力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科学教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加强环境保护。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跳跃式前进。
二、邓小平的“发展阶段论”蕴含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三步走”的阶段发展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产物，也是“发展”辩证思考的结晶。
（一）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跳跃式上台阶
这是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中西经济发展规律，指出“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快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认为，要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必须加快发展，不能总是求平稳，要解放思想，敢于放开手脚，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加快发展，实现跳跃，关键在抓住时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幻莫测，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这种机会稍纵即逝，他谆谆教导我们：“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邓小平强调发展的高速度，但从不盲目好大喜功。他深刻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前30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此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正确地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他认为“大跃进”式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效益、平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高速度，不仅没有给经济建设带来真正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因此，邓小平非常注重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速度、比例、效益关系，“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高度概括了速度和效益的对立统一性，速度以效益为前提，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只有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效益又以速度为条件，离开一定的发展速度，就谈不上经济效益，更谈不上可持续性的发展。当速度和效益发生矛盾时，速度要服从效益。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正是邓小平效益观指导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
“两个根本性转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实质性影响。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将改变我国历来只注重生产资料投入，搞“人海战术”，只讲投放，不计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摒弃以纯粹的人口、资源数量为基础，无度耗废资源的发展观念，实现以技术进步、人口素质提高为前提，确保生产资料向产品转化的效益最大化，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深刻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之要义。
（二）发展的评判标准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刻诠释了政治与经济及发展速度数量与效益质量的辩证关系，是评判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当然，快速发展须讲效益和质量，邓小平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深恶痛绝。1982年他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因此，评判国民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原则。
“三个有利于”原则同样适应于社会发展战略、人口增长、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的有效利用等领域。能有效评判社会发展的最佳战略；资源开发同生态平衡、水土保持的协调；工业的迅速发展与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等等。“三个有利于”原则，贯穿于我国发展战略的全过程，《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必须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同时不能破坏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因此，资源、环境与经济政策必须相辅相成。”
（三）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后劲
科技和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这一论断揭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本性，反映科技发展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科技发展，必然带来经济繁荣；科技落后，结果必然是经济停滞不前。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1952—1957年为46.9％， 1957 —1965年为20.7％，1965—1976年为3.6％，1981—1985年为30. 5 ％，1985—1989年为30.19％，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成正比。 科技含量最高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我国40多年建设中发展最快的五年，而科技含量最低的文革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改革开放我国逐渐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科学技术的作用日渐发展，生产力水平也随之加速提高。由此，邓小平非常强调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抓紧科技人员的培养、选拔、教育；要学习和引进国外一切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科学管理方法；1991 年4月在“863”计划工作会议上作重要题词：“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要求我国科技界在高科技领域必须有所作为。“下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能源、材料、交通、信息等基础产业的制约。我们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我建议组织 《邓小平“发展阶段论”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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