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学术辨析

改革并非许多西方学者所理解的政治改草，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而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即“以治理为中心的改革”。纵观1978—2008年中国治理变革的轨迹，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路线图：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 “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8]。
不过，理论的分析和研究者旨在向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引导的善意鹪释，并不能替代客观的事实。过去，人们曾经较多地使用“全能主义” (totalism)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政府治理的特点。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引入市场机制，力求实现管理社会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党政体系的决策方式和治理模式，但一些冷静的观察坚持认为，政府主导的全能主义依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最为恰当的概括。
“政府主导”被看成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而中国制度的特点更有助于推行“政府主寻”的发展模式。近十多年来，政府所拥有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日见增强，其控制社会的能力也越来越大。经济发展是政府主导的，基层和社区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体育事业是政府主导的，即使诸如民间组织的发展、地方文化宗教事务兴起之类的事情，也是政府主导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发展变化已经形成了对政府的高度依赖，而社会处于被动员、被导演、被整治的状态始终未有改变。 “政府主导”不断强化的势头，一方面造成政府能力越来越大，形成一种惯性和循环——“政府主导”越是促成经济繁荣，社会资源便越是掌控在政府手中，而社会资源越是掌控在政府手中，经济繁荣便愈加依赖“政府主导”；另一方面，伴随着政府吸附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涉入社会事务越来越深，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广，全能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相应地，社会自理和自治的能力便越来越弱，社会和民众依赖政府的程度也越来越大，进一步而言，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风险也会更大。
不言而喻， “政府主导”意味着政府扮演社会发展“领跑者”的角色。事实上，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各种规划、组织调动各种资源、设计和实施各种“工程”，引领社会不断地打破纪录、创设新高，这或许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模式”的秘诀之一，但是，政府领跑也留下了许多隐患，而且很多时候，政府作为“领跑者”跑得太快，以至于社会大众难以追赶；政府的目标太过超前，以至于远远超出百姓的实际需求。今天，人们在考察和评估“中国模式”时自然会发问：在观看GDP锦标赛、欣赏政府“领跑”的时候，是不是也该考虑如何让政府的目标不至于超越和偏离百姓的需求和期盼太远？
就在中国学界为“中国模式”展开争论的时候，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作为一种成功经验的例证，又为“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火上浇油”。本来，剑桥大学政治学者Stefan Halper和美国外交政策专家Ian Bremmer已经注意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学界流行一种思潮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似将取代美国模式。现在，面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就连一些美国人士也“对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效率表达了公开的艳羡”。
中国的经济成就和金融危机之下西方经济的不景气，两相比较让许多人对“中国模式”充满了信心。有人更加坚定地宣称， “中国模式是关于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目前学界、政界都存在把西方的今天当成中国明天的迷信，总结中国模式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走的路是独特的，而且是成功的。” [m]今后，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经济发展不动摇，坚持政治稳定不折腾，坚持国际公正不偏袒”，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继续坚持以往的“中华政体”，避免“政体西化”的陷阱。
那些冷观“中国模式”的人们则足够清醒，他们认为，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不过是“世界向中国献媚”，大有“忽悠”和“捧杀”中国之嫌。他们一再警告， “西方吹捧中国模式是害中国”，中国人切忌盲目乐观，自我满足，自我膨胀。他们主张慎提“中国模式”，认为“模式”有定型之嫌，也有消解改革的危险，同时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对中国的发展做出过度解读，强调国人不应该人云亦云，而应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自身体制的改革完善上来。
“中国模式”是否值得高调张扬和推广？尽管一些美国人表达了对中国发展效率的“公开艳羡”，但好像鲜有听说美国人表示愿意仿效中国，反而听到的是美国为什么不能学习“中国模式”的言论其实，中西方历来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发展任务，因此，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应该有不同的视角。西方人更愿意看到“中国模式”的亮丽效果，以寄托他们对于政府效能的期盼，而中国人更应该看到“中国模式”背后的成本和代价以及严重的“后遗症”，导出进一步推进改革、调整发展战略、转变增长方式的结论。
其实，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如何克服“民主的经济矛盾”（哈贝马斯）和“民主的公地悲剧” （希腊式的财政赤字危机）；而对于中国来说，主要的任务或许在于克服“全能主义困境”和“公权主导下的‘私田’悲剧”。
回顾中国的发展， “政府主导”作为后发展国家曾经或目前流行的发展模式，确实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构成“中国模式”之要素的“政府主导”、 “贤人政治”、“举国体制”、“运动式管理”、“GDP锦标主义”等，在诸如经济增长、“奥运”与“世博”辉煌、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工程投资等方面，显现了一定的优势，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社会抗议运动等。而且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下， “中国模式”也面临多重困境，如民生不昌、民力不强、内需不足、环境不支、创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中国模式”需要调整和改革，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改变家长式包办主义的管理模式，促进政府围绕“公共性”和“回应性”实现制度创新，给民间和社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做好“公共性”意味着政府要着力公共制度建设，保证决策和管理的开放性，力求做到公共事务由公共管理：做好“回应性”意味着政府“掌舵”又“划桨”的作为要有所收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重新设定政府角色和职能。总之一句话，

《“中国模式”的学术辨析(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