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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


AlliancePolitics,"pp.  466-467  and  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Ibid.,pp.  483  —489 and 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  参见Kenneth Waltz,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  1979)  ,  p.126.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 看风使舵  ”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   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注:Walt,Origins  of Alliances, p.275.)”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  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
  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  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Ibid.,pp.21—28,and  p.32.事实上,  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  参见Wolfers,Discord  and &nbs

p;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  Holsti  et  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  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  )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  )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Ibid.,chapter  2,pp.17-49.)。  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Ibid.,pp.263-269.)。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注: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2(Spring  1988),pp.  275-316;Walt,"Alliances,Threats,and  U.S.  Grand  Strategy:  A Replyto Kaufman  and  Labs,"Security  Studies,Vol.1,No.3(Spring  1992),pp.448-482.)。尽管如此,沃尔特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者。
  有的学者指出,制衡—看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国家的结盟选择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注:Glenn  H.  Snyder,"Alliances,Balances,and Stability,"p.128.);有的学者则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常常会影响国家最终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同盟(注: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施韦勒文章中的有关注释。See  Randall L.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op.cit.,p.251,fn.9

《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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