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
and fn.10.）；还有的学者批评说，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使沃尔特的理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同盟的影响（注：Robert O. 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 the Uses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3,No.1(Summer 1988),pp.174—175.）。
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 兰德尔· 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 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pp.251—252,p.256 and 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 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 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 status- quobias ）， 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注：Ibid., p. 262. 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 另外参见R
3. “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 ganging ）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
在论证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时，沃尔兹曾提到，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从而导致均衡体系出现不稳定。一种错误是，认为盟国的生存对均势的维持必不可少，从而无条件地把自己与不计后果的盟国拴在一起，这种行为模式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种错误是，推卸责任，指望第三方来承担遏制强权的风险，二战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注：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p.67 and pp.165—169.）。
沃尔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两种形式截然相反的灾难，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们想要解释、预测或者制定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同盟战略，就必须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上述两种危险中究竟是哪一种更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将沃尔兹所提到的两种情况分别概念化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注：Christensen and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p.140-141.）。 为了对其加以解释，他们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安全困境”理论（注：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pp.167-214.）中的一个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相对有效性的观念——引入到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当中，并进而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多极条件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推卸责任”）。“进攻有利观”和“防御有利观”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上次大的战争的教训。具体说，如果一国政府对军队系统控制较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观”的形成；而如果一国军方的自主性较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注：Christensen and Snyder, " Chain Gangs andPassed Bucks,"pp.144—147.）。
作为上述理论的例证，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别对一战和二战前德、法、俄（苏联）英四国领导人的进攻—防御观念及各国的同盟战略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对战略进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次大战之前各国同盟战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1914年，各国普遍认为，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是可能的。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并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各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事先结成紧密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导致了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经历过1914—1918年血腥的壕堑战和消耗战之后，各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将是困难而漫长的。他们因此认为，冲突伊始作壁上观，待最初的好战者精疲力竭时再出来收拾残局方为上策。这种观念导致了二战以前各国面对纳粹德国四处蚕食侵略表现迟钝、相互推卸责任的灾难性后果（注：Ibid.,pp.147—167.）。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对破坏体系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弥补了沃尔兹相关理论的不足，并进一步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无论是在系统性、实证性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四、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
与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 种范式并存的状况相对应（注：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 种范式的 《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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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 兰德尔· 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 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pp.251—252,p.256 and 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 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 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 status- quobias ）， 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注：Ibid., p. 262. 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 另外参见R
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in Benjamin Frankel( ed. ) , Realism: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Frank Cass,1996),pp.90-121.）。
3. “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 ganging ）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
在论证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时，沃尔兹曾提到，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从而导致均衡体系出现不稳定。一种错误是，认为盟国的生存对均势的维持必不可少，从而无条件地把自己与不计后果的盟国拴在一起，这种行为模式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种错误是，推卸责任，指望第三方来承担遏制强权的风险，二战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注：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p.67 and pp.165—169.）。
沃尔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两种形式截然相反的灾难，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们想要解释、预测或者制定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同盟战略，就必须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上述两种危险中究竟是哪一种更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将沃尔兹所提到的两种情况分别概念化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注：Christensen and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p.140-141.）。 为了对其加以解释，他们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安全困境”理论（注：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pp.167-214.）中的一个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相对有效性的观念——引入到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当中，并进而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多极条件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推卸责任”）。“进攻有利观”和“防御有利观”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上次大的战争的教训。具体说，如果一国政府对军队系统控制较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观”的形成；而如果一国军方的自主性较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注：Christensen and Snyder, " Chain Gangs andPassed Bucks,"pp.144—147.）。
作为上述理论的例证，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别对一战和二战前德、法、俄（苏联）英四国领导人的进攻—防御观念及各国的同盟战略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对战略进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次大战之前各国同盟战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1914年，各国普遍认为，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是可能的。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并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各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事先结成紧密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导致了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经历过1914—1918年血腥的壕堑战和消耗战之后，各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将是困难而漫长的。他们因此认为，冲突伊始作壁上观，待最初的好战者精疲力竭时再出来收拾残局方为上策。这种观念导致了二战以前各国面对纳粹德国四处蚕食侵略表现迟钝、相互推卸责任的灾难性后果（注：Ibid.,pp.147—167.）。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对破坏体系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弥补了沃尔兹相关理论的不足，并进一步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无论是在系统性、实证性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四、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
与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 种范式并存的状况相对应（注：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 种范式的 《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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