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

主价值观，并类似于各国国内的决策规范。（5  ）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在锐生卡朋看来，北约发展的历史为上述自由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规范的加强和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它不会妨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这种或那种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注：Ibid.,p.371  and  p.397.）。
　　面对来自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大部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注：有少数现实

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度很少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独立性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既缺乏经验实证，也不能预测未来。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  (Winter  1994-95  )  ,  p.  47;and  "A  Realist  Repl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summer  1995),pp.91—92.），沃尔特承认“制度化”和“认同”因素会对同盟的维持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带来效率，而且还可能掩盖问题，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虽然北约的职能现在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地区“安全管理机制”的转换，但从长远来看这条路未必能走得通。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旨在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机制，如“欧洲协调”、国联和联合国等都未能阻止各国向权力政治的回归。这类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国际恐怖主义等一些较小的问题，但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动只能依靠其成员国，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时，特别是当某些关键成员不愿采取行动时，这类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成问题了。另外，北约目前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其成员国40多年来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国际结构的产物，美国的军事存在于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条件，现在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抑制安全竞争的作用令人怀疑（注：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  1997),pp.  166-167.）。
　　对于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沃尔特认为，尽管在某些国家间共同体意识确实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联系与民族主义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欧洲这个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已取代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虽然上述两者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还会相互加强，但一旦发生冲突，大多数领导人将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再者，虽然一个长期存在的同盟会在其成员国之间培养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并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也可能会延缓同盟的解体，但与制度一样，认同和共同体意识也是环境的产物，剧烈的外界变化会削弱这种共同体意识和共有的认同。认同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各国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仍不采取独立行动的程度（注：Ibid.,pp.169—170.）。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建构主义者的同盟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提出质疑，如锐生卡朋选择北约来证明他的同盟理论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像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不那么自由的国家也留在北约当中（注：Michael　　  C.　  Desch,  "CultureClash: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1(Summer  1998),p.165.）。
　　　　　　结　语
　　同盟问题非常复杂。同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缩影，无论就现实来说还是就理论来说都是如此。
　　在对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研究进行了一番粗略的考察之后，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强调同盟与势力均衡的关系，老一辈现实主义者以他们那一代人所特有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思想为同盟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的许多关于同盟的论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直到今天仍显示出生命力。新现实主义者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进行了不少改造，与传统学者相比，他们更专注于同盟研究的某个方面，并通过引进一些新的概念和变量，发展出各种关于同盟的专门理论（partial  theories）。这些理论系统性、实证性强，从不同的方面加深了人们对同盟的认识。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者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理论需要不断地争论、折中和综合，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解释变化的世界。但新的理论综合需要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作基础，无论就同盟理论的构成情况和发展过程，还是就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范围来看，目前能够提供这一基础的只有现实主义的理论。
　　对同盟进行综合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褒之者称它为和平的保障、民主共同体的典范，贬之者指责它加剧了紧张局势，甚至应该对战争负责。为了避免对同盟产生误解，再强调一下现实主义在同盟问题上的几点基本认识也许是必要的：（1）任何同盟都有利有弊；（2）同盟是国际斗争的一种征兆而非原因（注：Wolfers,"Alliances,"p.270.）；（3）同盟只是一种工具，本身无所谓好坏；（4）对同盟的评价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一个国家面对战争时，结盟将是它的选择，而同盟在积聚力量、制止侵略方面确实可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注：Morgenthau,"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p.212;and  Wolfers,ibid.）。

《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