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
【内容提要】同盟历来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同盟理论以势力均衡论为基础，其许多内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同盟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中，代表性成果有“同盟困境”理论、“威胁均衡理论”以及对导致体系不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等。与传统理论相比，这些理论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实证性。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 键 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 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 H.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4,No.3, July 1984, 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 ）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 ）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 J. Christensen & Jack Snyder ）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 passing ）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 Spring 1990), pp. 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 Kenneth N.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The Perils of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pp.73-74.）”然而， 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 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 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 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 ）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 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 ）、 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 《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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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 键 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 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 H.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4,No.3, July 1984, 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 ）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 ）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 J. Christensen & Jack Snyder ）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 passing ）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 Spring 1990), pp. 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 Kenneth N.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The Perils of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pp.73-74.）”然而， 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 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 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 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 ）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 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 ）、 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
他们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统计了417 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 R. Holsti etal.,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 NewYork:John Wiley & Sons,1973),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 《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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