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的目标，国家利益是各国政策的基础和归宿。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都是以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如何处理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这是一个与国家利益原则密切相关的问题。既然必须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在国家关系中就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330页、353页。）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去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就为中国外交政策确定了原则方针；而尊重对方的利益，也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何种道路或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在东欧剧变时，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朋友要交，但心中有数。别国的社会制度我们管不了，但无论这些国家如何变化，我们都要与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82页、330页、353页。 ）正是在这种“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等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同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与国外政党建立和发展了新型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同时，也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五、巧用平衡原则，处理大国关系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关系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虽然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应一律平等。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在客观上存在着大、中、小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大国在世界格局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大国的综合国力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作用比中小国家要大得多，对和平与发展担负的责任和应有的贡献也大得多。大国间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它们之间的亲疏远近、敌对或友好、冲突或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国关系如处理失当，导致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最大。反之，大国关系如正常平衡，就能使世界总体和平局面得以维护。正是从这点出发，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打破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另一方面强调重视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发挥大国的作用，维护世界和平。
建立战略平衡是邓小平处理大国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不是处理任何国家关系普遍的原则，也不是处理大国关系的唯一原则。但如能正确、巧妙地运用这一原则，就会使我国与其他各国打交道时取得主动，从而使我国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外交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这一原则，处理好了中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关系。中俄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4 月）、中美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10月）、中日建立了“至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11月）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认清形势，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
策略是实施战略的保证。邓小平在实施我国对外战略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原则，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这也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9年6月以后，在国际风云剧变， 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联合施压时，邓小平在分析严峻的国际形势时指出：“对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在国际格局变化之时，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挺身而出，在国际斗争中起带头作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又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为了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了“决不当头”的方针。这样，“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构成中国外交统揽全局的“二十八字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今时代特点以及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外交活动的新经验，形成了完整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20年中国对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中国的外交成就显著。到1999年9月，中国已同16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完全可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必将继续指导中国的外交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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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330页、353页。）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去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就为中国外交政策确定了原则方针；而尊重对方的利益，也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何种道路或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在东欧剧变时，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朋友要交，但心中有数。别国的社会制度我们管不了，但无论这些国家如何变化，我们都要与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82页、330页、353页。 ）正是在这种“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等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同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与国外政党建立和发展了新型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同时，也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五、巧用平衡原则，处理大国关系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关系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虽然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应一律平等。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在客观上存在着大、中、小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大国在世界格局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大国的综合国力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作用比中小国家要大得多，对和平与发展担负的责任和应有的贡献也大得多。大国间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它们之间的亲疏远近、敌对或友好、冲突或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国关系如处理失当，导致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最大。反之，大国关系如正常平衡，就能使世界总体和平局面得以维护。正是从这点出发，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打破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另一方面强调重视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发挥大国的作用，维护世界和平。
建立战略平衡是邓小平处理大国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不是处理任何国家关系普遍的原则，也不是处理大国关系的唯一原则。但如能正确、巧妙地运用这一原则，就会使我国与其他各国打交道时取得主动，从而使我国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外交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这一原则，处理好了中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关系。中俄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4 月）、中美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10月）、中日建立了“至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11月）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认清形势，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
策略是实施战略的保证。邓小平在实施我国对外战略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原则，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这也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9年6月以后，在国际风云剧变， 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联合施压时，邓小平在分析严峻的国际形势时指出：“对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在国际格局变化之时，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挺身而出，在国际斗争中起带头作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又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为了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了“决不当头”的方针。这样，“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构成中国外交统揽全局的“二十八字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今时代特点以及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外交活动的新经验，形成了完整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20年中国对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中国的外交成就显著。到1999年9月，中国已同16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完全可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必将继续指导中国的外交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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