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关 键 词】邓小平理论/国际战略思想/对外政策
【 正 文 】
邓小平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国务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国际活动家。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谈，开始参与重大的外交事务。1956年，他随朱德同志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二大；1957年，又随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莫斯科会议；1963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再次去莫斯科与苏共会谈；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演说；1978年，他再次主持中央工作后，不辞辛劳，频繁接待外国来宾，并出访过不少国家，以充沛的精力进行外事活动，亲自制定对外政策和方略。丰富的外交实践，使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形形色色的事件，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具有放眼世界、总揽全局的大战略家气派。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形成于1978～1982年，1982～1992年日趋丰富和完善。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冷战后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南。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总的出发点是搞和平外交，多交朋友，不树敌人，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推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战略性调整：改变了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更加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关系不断发展，中国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论述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一、当今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以及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透彻分析，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和平与发展。他几次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邓小平又说：“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27页。）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使得中国外交政策有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转变就是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一度形成的思维定势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如今“和平是不可扭转的大势”已成共识。第二个转变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改变了对付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
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这次重大的调整之后所呈现的新特点是：“独立自主”和“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 页。）中国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邓小平纵览全局后明确指出，中国对“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总趋势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还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国际大环境，是邓小平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的思想和论断，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是新中国成立后一贯的原则立场。80年代初世界格局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战后所形成的旧的两极格局走向终结，新的格局尚未建立，国际局势时而缓和，时而紧张。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在这样一种“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新的国际政局下，邓小平继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并在对外政策中，更加突出这一纲领。他认为，80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邓小平强调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417页。）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不是指某个国家，而是指某项政策，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它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要它威胁到区域和世界的稳定与安全，中国都反对。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这是长久不变的政策。近年来，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在中东问题、海湾危机、柬埔寨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南亚核危机等一系列重大而又关系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和所进行的工作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称道。事实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三、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88年9月，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同年底，他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访华团时，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
邓小平总结了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并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各种矛盾的消长，各种战略力量的对比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82页、330页、353页。）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迟和制止战争的爆发，以解决和平问题；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各国经济交往、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以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把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它作为世界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的战略任务，这就抓住了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从而也就找到了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战略任务的有效途径。
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他还多次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能给世界带来不稳定、不安宁。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有生命力的。因此，我们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有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反复实践而提出来的，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建国以来中国国际战略原则的继续与深化。因而它既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理论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际问题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目前，这一理论的基本精神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引起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家的广泛重视。
四、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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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邓小平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国务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国际活动家。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谈，开始参与重大的外交事务。1956年，他随朱德同志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二大；1957年，又随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莫斯科会议；1963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再次去莫斯科与苏共会谈；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演说；1978年，他再次主持中央工作后，不辞辛劳，频繁接待外国来宾，并出访过不少国家，以充沛的精力进行外事活动，亲自制定对外政策和方略。丰富的外交实践，使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形形色色的事件，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具有放眼世界、总揽全局的大战略家气派。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形成于1978～1982年，1982～1992年日趋丰富和完善。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冷战后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南。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总的出发点是搞和平外交，多交朋友，不树敌人，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推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战略性调整：改变了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更加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关系不断发展，中国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论述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一、当今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以及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透彻分析，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和平与发展。他几次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邓小平又说：“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27页。）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使得中国外交政策有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转变就是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一度形成的思维定势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如今“和平是不可扭转的大势”已成共识。第二个转变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改变了对付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
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这次重大的调整之后所呈现的新特点是：“独立自主”和“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 页。）中国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邓小平纵览全局后明确指出，中国对“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总趋势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还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国际大环境，是邓小平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的思想和论断，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是新中国成立后一贯的原则立场。80年代初世界格局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战后所形成的旧的两极格局走向终结，新的格局尚未建立，国际局势时而缓和，时而紧张。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在这样一种“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新的国际政局下，邓小平继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并在对外政策中，更加突出这一纲领。他认为，80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邓小平强调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417页。）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不是指某个国家，而是指某项政策，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它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要它威胁到区域和世界的稳定与安全，中国都反对。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这是长久不变的政策。近年来，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在中东问题、海湾危机、柬埔寨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南亚核危机等一系列重大而又关系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和所进行的工作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称道。事实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三、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88年9月，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同年底，他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访华团时，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
邓小平总结了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并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各种矛盾的消长，各种战略力量的对比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82页、330页、353页。）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迟和制止战争的爆发，以解决和平问题；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各国经济交往、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以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把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它作为世界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的战略任务，这就抓住了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从而也就找到了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战略任务的有效途径。
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他还多次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能给世界带来不稳定、不安宁。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有生命力的。因此，我们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有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反复实践而提出来的，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建国以来中国国际战略原则的继续与深化。因而它既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理论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际问题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目前，这一理论的基本精神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引起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家的广泛重视。
四、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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