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
政治制度中，表现为依赖于政党的选举竞争、议会代表制和公 众对决策的控制等因素。一些学者用它来观察和解决欧盟的民主问题，托马斯·里斯— 凯本即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提出，为了有效防止对民主造成的损害，应当采取三项措 施：“首先，加强从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到城市议会参与欧洲事务的能力。政府多层 治理的制度意味着扩大所有治理层次上的议会的作用。……其次，在各政策部门里系统 地加强公民参加欧盟政策准备和贯彻的网络活动。为此，应当把社会利益集团、社会运 动组织和其它的团体包括在这些网络中，并加强它们与诸如欧共体委员会的超国家机构 之间的联系。而且，应当利用工商业者与工会就环境等问题在欧盟层次上展开对话的模 式。最后，加强宣传。成员国的公众应讨论欧盟事务，使跨国家和跨政府专家联合做出 的技术性决定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注：Thomas Risse-Kappen,op.cit.,p.74.)
与多数主义相对的共识主义，要求各政治派别在决策中达成共识。它的特点是在决策 中采取一致通过或各方相互协商的原则，因此往往不利于新的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但是 ，共识主义不会导致对利益重新分配，其政策结果会使各方都能受益，因而可以最大程 度地保护少数派的利益。一些学者认为，欧盟体制不同于民族国家，它缺少整体上的民 众，因而建立民主制度不能以多数主义为基础，而应当采取共识主义的模式。把欧盟体 制界定为“新治理”模式的一些学者就持这种观点。
所谓新治理模式，即认为欧盟治理不仅是由成员国来引导、而且是包容了所有控制或 管理社会的政治和行政角色的活动；治理的关键职能是控制社会政治风险，而不是重新 分配利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族及其民众之所以构成了民主制度中接受多数主 义原则的条件，是因为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是同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少数派会接受多数 派的决策而使之具备合法性。而目前欧盟中有十几个分离的民族身份，因此在欧盟层面 上的多数派的决策并不能代表所有国家的公众，因而是不合法的。
他们还认为，欧盟委员会的委员由成员国政府选择，候选人或团体不会在选举中遭到 淘汰，这一点使欧盟缺少民主基础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与此同时，政党对赢得成员国 政府比赢得欧盟机构更感兴趣。这一切都决定着在民族国家中发展起来的民主模式不会 轻易地转化到欧盟中去。所以，目前不可能按照传统的民主模式建设欧盟民主，唯一的 方案是采取一种独特的代表制和责任模式。
对此，斯密特提出了在参与模式方面把欧洲议会的席位分配到职能选区、在决策模式 上把投票的权力分配到三个分离的机构的设想。约瑟夫·威勒建议把整个欧盟的决策进 程展示在互连网上，以便选民了解和监督。赛蒙·希克斯提出，把管理权力委托给不属 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机构，并要求它们采取符合公共利益的行动，通过媒体监督、议会的 严格审查等措施保障该机构的高效和透明，做到“没有人控制机构，但机构处于控制之 中”。他认为，这种机构采取的政策将会产生最佳结果，使各方都会受益，合法性将因 此得到保障。(注：Simon Hix,“The&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5(1),March 1998,p.55.)
总之，新治理方案认为，解决欧盟“民主赤字”应当注重的是解决问题、奉行共识主 义和决策机构的透明和独立，而不是依赖于竞争、采取多数主义和决策机构由党派选举 产生而受其控制。
关于欧盟公民的身份，《马约》虽然作了规定，但欧盟公民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加 之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不够清晰，从而引发了一些问题：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设欧盟公民 ?这种公民与成员国公民是一种什么关系?对此，欧美学者就如何界定和塑造欧盟公民也 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有观点认为，欧盟将发展成为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未来共和性质的欧洲民族主义将 通过吸收各民族文化而形成一个单一的大众文化，欧洲公民将会在此基础上形成。还有 观点认为，公民的认同和民主只能在民族的浓厚的历史文化社区中形成，在欧盟层面上 加强欧盟公民的权利不会塑造欧洲公民，只会削弱各国的民主而导致欧盟虚假的合法性 ，因为它增加的是不对民主负责的欧洲法院和欧盟委员会的权力。所以，欧盟的发展应 当限定在目前的阶段上。第三种观点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所谓“欧盟宪政爱国主义”，由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1992年提出。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所有公民可以在不具有共 同特征的情况下忠于宪法的原则，在欧盟内部存在众多民族特征的情况下，只有非民族 的政治认同概念才具有吸引力而被大家所接受，“宪政爱国主义”就是这种新的公民身 份。(注：参见Rainer Baub@①ck,“Citizenship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European Union”,Jurist,on http:/www.fd.unl.pt.)普林特力斯则更明确地提出，应 当探讨建立在新的共同的政治价值观(而非所设想的共同历史和文化)之上的欧盟特征的 潜力和动力。(注：N.Prentoulis,“On the Technology of Collective Identity:Normative Reconstructions of the Concept
of EU Citizenship”,European LawJournal,7(2),2001,pp.196—218.)还有人建议，欧盟公民的地位应当在公民权利和义 务的基础上发展，而不是以传统的民族或种族关系为基础。
皮特·范·汉姆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考察了欧盟公民的问题。他说，在传统民主制度中 ，公民身份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公民概念以种族文化为基础，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公 共领域。而欧盟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破坏了传统的公共领域的确定性和统一性，所以应当 重新界定公民身份。新的公民不再与 《如何认识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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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数主义相对的共识主义，要求各政治派别在决策中达成共识。它的特点是在决策 中采取一致通过或各方相互协商的原则，因此往往不利于新的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但是 ，共识主义不会导致对利益重新分配，其政策结果会使各方都能受益，因而可以最大程 度地保护少数派的利益。一些学者认为，欧盟体制不同于民族国家，它缺少整体上的民 众，因而建立民主制度不能以多数主义为基础，而应当采取共识主义的模式。把欧盟体 制界定为“新治理”模式的一些学者就持这种观点。
所谓新治理模式，即认为欧盟治理不仅是由成员国来引导、而且是包容了所有控制或 管理社会的政治和行政角色的活动；治理的关键职能是控制社会政治风险，而不是重新 分配利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族及其民众之所以构成了民主制度中接受多数主 义原则的条件，是因为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是同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少数派会接受多数 派的决策而使之具备合法性。而目前欧盟中有十几个分离的民族身份，因此在欧盟层面 上的多数派的决策并不能代表所有国家的公众，因而是不合法的。
他们还认为，欧盟委员会的委员由成员国政府选择，候选人或团体不会在选举中遭到 淘汰，这一点使欧盟缺少民主基础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与此同时，政党对赢得成员国 政府比赢得欧盟机构更感兴趣。这一切都决定着在民族国家中发展起来的民主模式不会 轻易地转化到欧盟中去。所以，目前不可能按照传统的民主模式建设欧盟民主，唯一的 方案是采取一种独特的代表制和责任模式。
对此，斯密特提出了在参与模式方面把欧洲议会的席位分配到职能选区、在决策模式 上把投票的权力分配到三个分离的机构的设想。约瑟夫·威勒建议把整个欧盟的决策进 程展示在互连网上，以便选民了解和监督。赛蒙·希克斯提出，把管理权力委托给不属 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机构，并要求它们采取符合公共利益的行动，通过媒体监督、议会的 严格审查等措施保障该机构的高效和透明，做到“没有人控制机构，但机构处于控制之 中”。他认为，这种机构采取的政策将会产生最佳结果，使各方都会受益，合法性将因 此得到保障。(注：Simon Hix,“The&n
bsp;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Ⅱ:The`NewGovernance'Agenda and Its Rival”,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5(1),March 1998,p.55.)
总之，新治理方案认为，解决欧盟“民主赤字”应当注重的是解决问题、奉行共识主 义和决策机构的透明和独立，而不是依赖于竞争、采取多数主义和决策机构由党派选举 产生而受其控制。
关于欧盟公民的身份，《马约》虽然作了规定，但欧盟公民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加 之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不够清晰，从而引发了一些问题：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设欧盟公民 ?这种公民与成员国公民是一种什么关系?对此，欧美学者就如何界定和塑造欧盟公民也 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有观点认为，欧盟将发展成为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未来共和性质的欧洲民族主义将 通过吸收各民族文化而形成一个单一的大众文化，欧洲公民将会在此基础上形成。还有 观点认为，公民的认同和民主只能在民族的浓厚的历史文化社区中形成，在欧盟层面上 加强欧盟公民的权利不会塑造欧洲公民，只会削弱各国的民主而导致欧盟虚假的合法性 ，因为它增加的是不对民主负责的欧洲法院和欧盟委员会的权力。所以，欧盟的发展应 当限定在目前的阶段上。第三种观点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所谓“欧盟宪政爱国主义”，由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1992年提出。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所有公民可以在不具有共 同特征的情况下忠于宪法的原则，在欧盟内部存在众多民族特征的情况下，只有非民族 的政治认同概念才具有吸引力而被大家所接受，“宪政爱国主义”就是这种新的公民身 份。(注：参见Rainer Baub@①ck,“Citizenship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European Union”,Jurist,on http:/www.fd.unl.pt.)普林特力斯则更明确地提出，应 当探讨建立在新的共同的政治价值观(而非所设想的共同历史和文化)之上的欧盟特征的 潜力和动力。(注：N.Prentoulis,“On the Technology of Collective Identity:Normative Reconstructions of the Concept
of EU Citizenship”,European LawJournal,7(2),2001,pp.196—218.)还有人建议，欧盟公民的地位应当在公民权利和义 务的基础上发展，而不是以传统的民族或种族关系为基础。
皮特·范·汉姆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考察了欧盟公民的问题。他说，在传统民主制度中 ，公民身份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公民概念以种族文化为基础，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公 共领域。而欧盟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破坏了传统的公共领域的确定性和统一性，所以应当 重新界定公民身份。新的公民不再与 《如何认识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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