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投资基金化比率的变迁及其启示
nbsp; 122.0 1.59 651.1 8.50 17.9
1997 8110.9 117.9 1.45 811.4 10.00 21.3
1998 8511.0 126.8 1.49 1001.0 11.76 23.4
注：*数据包括期限1年以上的所有证券发行，它们是本金或单位数量与发行价格的乘积。不包括二次发行，雇员持股计划，封闭基金以外的份额发行，公司内部交易，以及扬基债券。股票发行还包括有限合伙公司发行的所有权证券。
资料来源：根据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980-1999年各期数据计算。
图2 1980-1998年美国直接金融工具指标与IFR的相关关系
如图2所示，股权工具的相对规模变化较为平缓，近20年内在0.7～2.0之间的狭窄区域内徘徊。而债权工具则呈现出与IFR很强的同比变化关系。这说明共同基金购买债权比购买股票对该种证券的一级市场影响更大。换言之，股票基金的发展更多地是把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股票集中到机构手中，它带来了股权结构的巨大变化，但新发行的股票金额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公司并没有因为投资基金大量买入证券而改变自己一贯的金融结构。但债权基金的发展则大大推动了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债权融资，从而在债务结构中降低了银行信贷的比例。
事实上，由表1可知，在1980年584亿美元资本市场基金中，股票基金有444亿美元，债券和收入基金为140亿美元；到1995年10月底资本基金资产增加
投资基金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共同基金既然受到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的广泛青睐，并带来美国证券市场的兴旺与繁荣，它最终必然要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下面我们来看投资基金化比率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
图3可以清晰地说明两者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谓大起大落，1982年跌至谷底时仅为－2.2%，1986年则猛增6.7%。而IFR则总体上是平稳上升的，虽然1987年股灾后一度下挫，但仍保持在80年代的平均水平(5.24%)以上运行。因此，两者未能表现出较强的同向变动关系。但是，从图上可以看到，自1990年开始IFR和GDP增长的上升和下跌明显趋同，特别是以一年期时滞来看更是如此。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基金引起的金融过程需要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才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因此IFR的增长在一年后才引起GDP的相应增长，这是合理的。难怪人们有言共同基金是激活美国经济的秘密武器。
图3 1980-1998年美国IFR与GDP增长率的相互关系
综上所述，美国金融结构中的投资基金化比率自8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平稳上升态势，并在进入90年代后获得爆炸性增长，从而对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了一次结构重整。投资基金的发展带动了证券市场的繁荣，道·琼斯工业指数短短几年内上蹿几千点而站稳于10000点左右。但是股票市场的繁荣并没有促使上市公司发行大量的新股票，新的股票发行与GDP有着十分稳定的比例关系。因为股票与公司控制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而融资成本的高低并非决定因素，公司并不会就此更改自己一贯的资本结构。因此，投资基金的发展更多的是改变了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从而也就重塑了美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而不是扩大了其规模。没有充裕的股票供应，也许是股价指数水涨船高的根本原因。
相反，证券市场的繁荣更主要体现在债券市场的膨胀上。无论从基金的数量还是资产规模上看，债券类基金较之股票类基金成长得都更为迅速。充沛的资金来源降低了融资成本，也吸引公司扩大债券的发行规模。其原因包括：(1)共同基金以其高利率抢走了银行的客户，缩小了信贷资金来源；(2)债券契约比信贷契约流动性更强，谈判成本更低，不需要加进许多保护性条款。因此，投资基金的发展还重塑了公司的债权结构。
美国共同基金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可能有人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很难分出因果的，但是基金的发展既然体现了经济效率的要求，就必然会带来效率提高。如前所述，可以合理地认为新的基金募集在一年后促成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对中国发展投资基金的启示
反观中国的投资基金市场，则是另一番景象。截至2000年底，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份额为562亿元，资产规模847.35亿元。而同期深沪两地股票市场市价总值为48091亿，流通市值16087亿元，证券投资基金所占比例分别为1.76%和5.27%。若以2000年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2.38万亿元 来计算投资基金化比率，数值为0.68%，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早在1990年，墨西哥的IFR已达22.6%，即使在1995年金融危机后仍为6.1%；韩国的IFR在1995年也达到了12.4%，比1980年的5.6%增长了121.4%。
因此，可以认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投资基金化程度还很低，证券投资基金还处于发展的启蒙期。投资基金对证券市场发展的贡献也还很小，无论是一级市场新券发行的申购还是二级市场的交易总额，投资基金所占份额均十分微小，故而对促进民间资本形成作用甚微。并且，基金资产规模只是在近几年由于政府的推动才有一个大的膨胀，要找到IFR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统计关系更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换个角度看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光辉未来，即我国以投资基金为首的机构投资者还有着超常规发展的巨大空间。假定金融机构的资产为10万亿元，只要我国的IFR 达到墨西哥1995年的水平，投资基金拥有的资产就将从850亿元急剧扩大到治理发愣功0亿元。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它已足够引起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并使金融市场投资者结构、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的扭曲有一个根本改观，从而如美国的共同基金已做的那样，在构筑通畅的投融资渠道的同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59728.html
1997 8110.9 117.9 1.45 811.4 10.00 21.3
1998 8511.0 126.8 1.49 1001.0 11.76 23.4
注：*数据包括期限1年以上的所有证券发行，它们是本金或单位数量与发行价格的乘积。不包括二次发行，雇员持股计划，封闭基金以外的份额发行，公司内部交易，以及扬基债券。股票发行还包括有限合伙公司发行的所有权证券。
资料来源：根据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980-1999年各期数据计算。
图2 1980-1998年美国直接金融工具指标与IFR的相关关系
如图2所示，股权工具的相对规模变化较为平缓，近20年内在0.7～2.0之间的狭窄区域内徘徊。而债权工具则呈现出与IFR很强的同比变化关系。这说明共同基金购买债权比购买股票对该种证券的一级市场影响更大。换言之，股票基金的发展更多地是把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股票集中到机构手中，它带来了股权结构的巨大变化，但新发行的股票金额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公司并没有因为投资基金大量买入证券而改变自己一贯的金融结构。但债权基金的发展则大大推动了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债权融资，从而在债务结构中降低了银行信贷的比例。
事实上，由表1可知，在1980年584亿美元资本市场基金中，股票基金有444亿美元，债券和收入基金为140亿美元；到1995年10月底资本基金资产增加
到19633亿美元，股票基金只占11898亿美元，增长2579.7%，而同期债券基金则增长了5425.0%，达到7735亿美元。自1987 年债券和收入基金达930只超过股票基金的846只后，1994年前者更是达到了2450只，比后者多506只。
投资基金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共同基金既然受到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的广泛青睐，并带来美国证券市场的兴旺与繁荣，它最终必然要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下面我们来看投资基金化比率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
图3可以清晰地说明两者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谓大起大落，1982年跌至谷底时仅为－2.2%，1986年则猛增6.7%。而IFR则总体上是平稳上升的，虽然1987年股灾后一度下挫，但仍保持在80年代的平均水平(5.24%)以上运行。因此，两者未能表现出较强的同向变动关系。但是，从图上可以看到，自1990年开始IFR和GDP增长的上升和下跌明显趋同，特别是以一年期时滞来看更是如此。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基金引起的金融过程需要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才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因此IFR的增长在一年后才引起GDP的相应增长，这是合理的。难怪人们有言共同基金是激活美国经济的秘密武器。
图3 1980-1998年美国IFR与GDP增长率的相互关系
综上所述，美国金融结构中的投资基金化比率自8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平稳上升态势，并在进入90年代后获得爆炸性增长，从而对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了一次结构重整。投资基金的发展带动了证券市场的繁荣，道·琼斯工业指数短短几年内上蹿几千点而站稳于10000点左右。但是股票市场的繁荣并没有促使上市公司发行大量的新股票，新的股票发行与GDP有着十分稳定的比例关系。因为股票与公司控制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而融资成本的高低并非决定因素，公司并不会就此更改自己一贯的资本结构。因此，投资基金的发展更多的是改变了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从而也就重塑了美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而不是扩大了其规模。没有充裕的股票供应，也许是股价指数水涨船高的根本原因。
相反，证券市场的繁荣更主要体现在债券市场的膨胀上。无论从基金的数量还是资产规模上看，债券类基金较之股票类基金成长得都更为迅速。充沛的资金来源降低了融资成本，也吸引公司扩大债券的发行规模。其原因包括：(1)共同基金以其高利率抢走了银行的客户，缩小了信贷资金来源；(2)债券契约比信贷契约流动性更强，谈判成本更低，不需要加进许多保护性条款。因此，投资基金的发展还重塑了公司的债权结构。
美国共同基金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可能有人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很难分出因果的，但是基金的发展既然体现了经济效率的要求，就必然会带来效率提高。如前所述，可以合理地认为新的基金募集在一年后促成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对中国发展投资基金的启示
反观中国的投资基金市场，则是另一番景象。截至2000年底，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份额为562亿元，资产规模847.35亿元。而同期深沪两地股票市场市价总值为48091亿，流通市值16087亿元，证券投资基金所占比例分别为1.76%和5.27%。若以2000年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2.38万亿元 来计算投资基金化比率，数值为0.68%，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早在1990年，墨西哥的IFR已达22.6%，即使在1995年金融危机后仍为6.1%；韩国的IFR在1995年也达到了12.4%，比1980年的5.6%增长了121.4%。
因此，可以认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投资基金化程度还很低，证券投资基金还处于发展的启蒙期。投资基金对证券市场发展的贡献也还很小，无论是一级市场新券发行的申购还是二级市场的交易总额，投资基金所占份额均十分微小，故而对促进民间资本形成作用甚微。并且，基金资产规模只是在近几年由于政府的推动才有一个大的膨胀，要找到IFR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统计关系更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换个角度看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光辉未来，即我国以投资基金为首的机构投资者还有着超常规发展的巨大空间。假定金融机构的资产为10万亿元，只要我国的IFR 达到墨西哥1995年的水平，投资基金拥有的资产就将从850亿元急剧扩大到治理发愣功0亿元。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它已足够引起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并使金融市场投资者结构、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的扭曲有一个根本改观，从而如美国的共同基金已做的那样，在构筑通畅的投融资渠道的同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美国投资基金化比率的变迁及其启示(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