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外交与国家安全
nbsp;48年4月启动起到1951年1月实际结束，共使用100多亿美元。其中，赠予款额用于购入 美国剩余农产品和救济物资，借款款额用于购入机械、车辆等生产物资，其结果既有助 于美国走出战后经济过剩，又促进了西欧经济的恢复，并为后来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为美国确立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美国从欧洲获得的巨大利益是以 “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无怪乎有的西方学者会把“马歇尔计划”推崇为预防外交的 经典之作。
这些成功案例所显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时性的而是长 期性的，具有综合性收益。这些成功案例尽管没有摆脱“刺激—反应”的传统外交模式 ，但作出的“反应”却是非传统的，具有新的特征。现代外交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在 战略层面上发挥“预防外交”的效果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些前景包括：
1.追求清晰的战略意图。实施预防外交，或者为了争取战略上、全局上的主动权和主 导权，或者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并为进一步发展展示新的前景，驾驭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 的方向发展。“马歇尔计划”后来成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范例。2000年1月5日公布的一份 白宫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对此推崇备至：“从以美国为首的动员到战后欧洲的重建 ，再到最近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成功事例，美国的对外援助帮助了新兴民主国家， 促进了对人权和法制的尊重，扩大了自由市场，遏制了国际犯罪，抑制了对健康的主要 威胁，改善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使人口增长放慢，缓和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 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了工人的权利、自愿计划生育、基本教育、环境保护、民主、法 制、宗教自由，提高了公民的经济地位。通过这些计划，危机得到避免，美国的预防性 外交得以积极的实施。”
2.追求“最小的代价”，使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带来滚动效应。外交是需要投入 的，这是常识。外交投入包括实务开支、政治或经济上的承诺、某些问题上的妥协与让 步。这都是外交的代价。而现代成功的外交却要求“代价”的最小化。这就要尽可能避 免外交的静态操作而应追求动态操作，使外交态势始终具有一种动能，带来滚动收益。 道理很简单，推动一块静止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是很累、很费力的。但若推动一块正 在滚动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则仅需花很小的力气就可以实现。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 ，是寻求“最小代价”的一个重要前提。“因势利导”，没有“势”便难以“利导”。 试想，如果中国没有以亚非“万隆会议”为开端，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起动态效应，何 以能在1971年10月出现把中国一举“抬进”联合国的局面。
3.追求某种协调机制。尽管许多人对90年代后半期国际关系中的种种“伙伴关系”不 以为然，但是这些“伙伴关系”的出现却反映了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对国家间关系形成 某种机制的追求。传统的国际安全靠均势、靠力量均衡；但在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经 济全球化时代，这一政策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困难。各主要国家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时， 外交重点越来越倾向于形成某种机制。“热线”，“透明度”，从频繁的首脑会晤到高 密集度的不同级别、层次的交流，信任措施，……凡此种种，显示了各种机制的“生命 ”运动。机制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但牵挂着各方的利益需要；机制并不是解决争端 的裁判，但却可以提供解决争端的机会；机制并不是利益的天平，但却有助于找到利益 的汇合点。机制是各方利益补偿代谢的生命体，只要有关各方都愿意从这里找到获取利 益的机会，机制的生命力便不会凋谢。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作为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承担世界责任方面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战 略层面上实施预防性安排。有许多机会可以发挥中国的作用，诸如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 和构想，提出解决热点问题的方案，供国际社会选择。充分发挥诸如此类的建设性作用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有所作为才有世界上的地位。 这样做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预防外交中进行危机预期的方法
预防外交可作广义理解，涉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国际体系及其机制可能面临的障碍 、战略态势变动等；也可作狭义理解，诸如对付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紧急情况，对付其它 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对付可能出现的某项争端、对付安全方面 的某种紧急状态等。国际社会所以对“预防外交”产生极大兴趣，主要看中其狭义理解 所显示的功能。然而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预防，难就难在如何及 时捕捉到突发事件的前兆。但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证明，危机、冲突、风险在爆发前是有 迹象可以看到的，是可以预测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国际关系中，在中国对外关 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潜伏的风险迹象，可以看到潜伏危机中的冲突迹象。问题是如 何应对，如何建立必要的危机评估、危机预警、危
对预防外交，无论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其预防的仅仅是一种危机预期。它可能 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预期必须尽可能准确可靠，这是基本的前提，否则就失去预防 的意义。为了寻求根据现实动态作出合理延伸的预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
1.背景推理法。领土、宗教、民族或种族的历史纠纷和怨恨，资源(包括水资源)和能 源争夺的历史记录，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处置，等等，都可以成为背景推理的依据。在 这些因素中，有的可能已经随着历史岁月的延伸而沉寂下来，有的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 的纠葛，但都有可能在新的特定条件下成为爆发冲突、引发危机的“导火线”。在这里 ，注意“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是关键。一种“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往往会引发一系 列问题。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欧亚结合部一下子爆 发了众多的冲突，至今还未完全平息。又如，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 民主”、“人权”，引发了非洲一系列部落、种族和民族的权力争斗，其结果导致惨不 忍睹的“灭绝性大屠杀”。
2.过程推理法。任何矛盾、冲突的激化都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过程是分 为不同阶段的，从前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是有条件的，其中关键性条件居于主导 地位。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数十万大军向海湾地区集结。当时国际社会对美国下 一步动作有两种判断：一种认为美国企图以兵临城下、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屈服；一 种认为美军向伊拉克发动武装攻击势在必行。事实证明后一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当 时居主导性的条件是，苏联不可能因伊拉克与美国直接对抗，而美国要以高科技军事打 击能力证明谁也不能违抗它的意志，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 《预防外交与国家安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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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功案例所显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时性的而是长 期性的，具有综合性收益。这些成功案例尽管没有摆脱“刺激—反应”的传统外交模式 ，但作出的“反应”却是非传统的，具有新的特征。现代外交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在 战略层面上发挥“预防外交”的效果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些前景包括：
1.追求清晰的战略意图。实施预防外交，或者为了争取战略上、全局上的主动权和主 导权，或者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并为进一步发展展示新的前景，驾驭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 的方向发展。“马歇尔计划”后来成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范例。2000年1月5日公布的一份 白宫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对此推崇备至：“从以美国为首的动员到战后欧洲的重建 ，再到最近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成功事例，美国的对外援助帮助了新兴民主国家， 促进了对人权和法制的尊重，扩大了自由市场，遏制了国际犯罪，抑制了对健康的主要 威胁，改善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使人口增长放慢，缓和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 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了工人的权利、自愿计划生育、基本教育、环境保护、民主、法 制、宗教自由，提高了公民的经济地位。通过这些计划，危机得到避免，美国的预防性 外交得以积极的实施。”
2.追求“最小的代价”，使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带来滚动效应。外交是需要投入 的，这是常识。外交投入包括实务开支、政治或经济上的承诺、某些问题上的妥协与让 步。这都是外交的代价。而现代成功的外交却要求“代价”的最小化。这就要尽可能避 免外交的静态操作而应追求动态操作，使外交态势始终具有一种动能，带来滚动收益。 道理很简单，推动一块静止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是很累、很费力的。但若推动一块正 在滚动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则仅需花很小的力气就可以实现。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 ，是寻求“最小代价”的一个重要前提。“因势利导”，没有“势”便难以“利导”。 试想，如果中国没有以亚非“万隆会议”为开端，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起动态效应，何 以能在1971年10月出现把中国一举“抬进”联合国的局面。
3.追求某种协调机制。尽管许多人对90年代后半期国际关系中的种种“伙伴关系”不 以为然，但是这些“伙伴关系”的出现却反映了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对国家间关系形成 某种机制的追求。传统的国际安全靠均势、靠力量均衡；但在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经 济全球化时代，这一政策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困难。各主要国家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时， 外交重点越来越倾向于形成某种机制。“热线”，“透明度”，从频繁的首脑会晤到高 密集度的不同级别、层次的交流，信任措施，……凡此种种，显示了各种机制的“生命 ”运动。机制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但牵挂着各方的利益需要；机制并不是解决争端 的裁判，但却可以提供解决争端的机会；机制并不是利益的天平，但却有助于找到利益 的汇合点。机制是各方利益补偿代谢的生命体，只要有关各方都愿意从这里找到获取利 益的机会，机制的生命力便不会凋谢。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作为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承担世界责任方面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战 略层面上实施预防性安排。有许多机会可以发挥中国的作用，诸如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 和构想，提出解决热点问题的方案，供国际社会选择。充分发挥诸如此类的建设性作用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有所作为才有世界上的地位。 这样做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预防外交中进行危机预期的方法
预防外交可作广义理解，涉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国际体系及其机制可能面临的障碍 、战略态势变动等；也可作狭义理解，诸如对付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紧急情况，对付其它 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对付可能出现的某项争端、对付安全方面 的某种紧急状态等。国际社会所以对“预防外交”产生极大兴趣，主要看中其狭义理解 所显示的功能。然而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预防，难就难在如何及 时捕捉到突发事件的前兆。但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证明，危机、冲突、风险在爆发前是有 迹象可以看到的，是可以预测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国际关系中，在中国对外关 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潜伏的风险迹象，可以看到潜伏危机中的冲突迹象。问题是如 何应对，如何建立必要的危机评估、危机预警、危
机管理及制订各种方案的制度。
对预防外交，无论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其预防的仅仅是一种危机预期。它可能 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预期必须尽可能准确可靠，这是基本的前提，否则就失去预防 的意义。为了寻求根据现实动态作出合理延伸的预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
1.背景推理法。领土、宗教、民族或种族的历史纠纷和怨恨，资源(包括水资源)和能 源争夺的历史记录，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处置，等等，都可以成为背景推理的依据。在 这些因素中，有的可能已经随着历史岁月的延伸而沉寂下来，有的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 的纠葛，但都有可能在新的特定条件下成为爆发冲突、引发危机的“导火线”。在这里 ，注意“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是关键。一种“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往往会引发一系 列问题。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欧亚结合部一下子爆 发了众多的冲突，至今还未完全平息。又如，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 民主”、“人权”，引发了非洲一系列部落、种族和民族的权力争斗，其结果导致惨不 忍睹的“灭绝性大屠杀”。
2.过程推理法。任何矛盾、冲突的激化都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过程是分 为不同阶段的，从前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是有条件的，其中关键性条件居于主导 地位。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数十万大军向海湾地区集结。当时国际社会对美国下 一步动作有两种判断：一种认为美国企图以兵临城下、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屈服；一 种认为美军向伊拉克发动武装攻击势在必行。事实证明后一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当 时居主导性的条件是，苏联不可能因伊拉克与美国直接对抗，而美国要以高科技军事打 击能力证明谁也不能违抗它的意志，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 《预防外交与国家安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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