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恐合作看英美特殊关系
进而打击其经济发展和 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英国是西方盟国中对美投资最多的国家，确保英国资本的继 续投入，是维系美经济持续发展及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方面。
英国对美经济政策的思路与安全政策一致：“帮助美国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经济秩序来 增进英国经济繁荣；保持美国对新一轮自由化贸易回合的支持；防止贸易纠纷破坏欧美 关系；减少美国立法对英国金融部门利益的消极影响。在竞争同时加强合作：确保达成 新的双重征税协定；通过加强与美国技术合作与伙伴关系，从美国吸引高水平、高质量 的直接投资；提高英国公司及企业在贸易、投资、能源、环境及其他技术领域对美国的 竞争力。”(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Annual Report 2001,NinthReport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ession 2000—2001.)即在与美国结为利 益共同体的前提下，维护和增进英国的实际经济利益。英美两国互为最大投资国，保卫 美国本土安全和全球利益，就是保护英国的资本和收益。此外，在最近5年间，英国对 以色列的武器出口增长了10倍，这是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持使英国获取到的实际利益。 (注：Prime Minister's Iraq statement to Parliament,24 September 2002.http:// www.pm.gov.uk.)
(三)政治及外交利益
凭借其拥有的超强实力，美国在反恐的军事行动中可以选择自行其事，但要冒在政治 和外交上被孤立的风险。由于恐怖主义威胁的策源地广泛、攻击目标和攻击手段多样， 难以进行有效预防和反击，为确保反恐战争的胜利和美国社会的持久安全，美国需要建 立并主导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和外交联盟。同时，仅靠情报合作、军事打击等技术手 段无法触动恐怖主义的根源，必须诉诸政治和外交手段，寻求建立长期的解决机制。美 国对已经显露端倪的政治及外交孤立局面不无担忧，朝野上下已开始就建立“合作安全 ”机制寻求共识。由于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天然联系”，加之英国要在美欧 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外交定位，提升特殊关系有利于美国通过英国来争取西欧盟友甚 至俄罗斯的政治和外交支持。
英国在与美反恐合作中的政治及外交动机则更为明显。首先，英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具 有强烈的政党及个人色彩，对美国的积极追随政策符合工党政府和布莱尔本人的政治利 益。通过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工党在英国政治格局中的强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 民众对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的支持。号称“理论家”的布莱尔本人对英国外交的 影响在近几届英政府首相中更是罕见其匹。他先后提出的英国在美欧关系中的“桥梁” 定位、“人道主义干预”的“布莱尔主义”以及全球“枢轴外交”理论，主导了冷战后 英国外交思维的更新和变化，并对国际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布莱尔还是一个积极的 行动者，科索沃战争和反恐战争在欧洲都被称作“布莱尔的战争”，他主导的英国反恐 外交更隐隐有纵横捭阖之势。尽管英国内及国际社会对布莱尔的对美政策存在争议，甚 至贬之为“美国的傀儡”，但其理论和行动已经为布莱尔本人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 被认为是自丘吉尔之后英国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注：The Two Tonys,Economist,September 28[th]—October 4[th]2002,p13.)其次，从国家利益出发，英国对美政策 的基本思路是，承认美国霸权的现实性及由此产生的“合理性”，进
三、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的条件及局限
自二战结束后初期英美建立起特殊关系以来，随着双方利益在不同时期的折冲调和， 特殊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二战结束到苏伊士运河危机前的十年，马歇尔计划和贝文计 划的逐步实施，将英美带入了特殊关系的第一个“蜜月期”。但美国随后利用苏伊士运 河危机夺取了英国在中东的最后据点，最终确立起了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一度被英 国视为外交基石的“特殊关系”出现破裂，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经过近三十年的政策与 心态上的调整，直到80年代撒切尔政府上台，才与气味相投的里根政府一道将英美“特 殊关系”带入第二个“蜜月期”。但继任的梅杰政府政策保守、作风暧昧，导致英国对 美、对欧的影响力大大下降，“特殊关系”重又陷入低潮。布莱尔的工党政府上台以后 ，英对美外交回归“撒切尔路线”，特殊关系开始回升，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坚定支持终 于将特殊关系带入了第三个“蜜月期”。
英美特殊关系的短暂历史表明，特定历史时期和双方利益的相互协调是维系英美合作 的基本条件。英国无疑是当前特殊关系中积极主动的一方，“9·11”后国际关系进入 了特殊时期，美国面临的复杂形势为英国的积极主动提供了机会，反恐合作使得特殊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空洞而注入了实质性内容。“凡是会削弱美国的事情都会削弱欧 洲，实际上就是削弱整个西方世界”是撒切尔夫人关于美欧关系的著名论断，无疑也是 布莱尔政府当前推行对美政策的利益协调原则。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在对英国对美政 策及其整体趋向做出评价时，必须考虑到其两大外交传统：一是帝国情结以及由此而来 的维持大国地位的动机，二是作为其历史遗产的全球“制衡外交”的思想和技巧。帝国 情结和外交传统是英国以美“导师”自居的思想根源，维持大国地位则是支撑其全球外 交的根本动力。从英国当前的国力来看，支撑其全球外交的“硬”资源有限，必须借助 其历史经验、外交技巧等“软”实力，并在国际格局变化的某些特定时期为其提供了必 要条件时才能达到目的。要凭借“二流实力”达到“一流外交”，英国只有在追随美国 的前提下在国际上发挥某种制衡作用时，才能得以实现：首先是要维护美国的超强地位 来借以自重，同时又要通过加强与欧盟、俄罗斯、 《从反恐合作看英美特殊关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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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美经济政策的思路与安全政策一致：“帮助美国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经济秩序来 增进英国经济繁荣；保持美国对新一轮自由化贸易回合的支持；防止贸易纠纷破坏欧美 关系；减少美国立法对英国金融部门利益的消极影响。在竞争同时加强合作：确保达成 新的双重征税协定；通过加强与美国技术合作与伙伴关系，从美国吸引高水平、高质量 的直接投资；提高英国公司及企业在贸易、投资、能源、环境及其他技术领域对美国的 竞争力。”(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Annual Report 2001,NinthReport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ession 2000—2001.)即在与美国结为利 益共同体的前提下，维护和增进英国的实际经济利益。英美两国互为最大投资国，保卫 美国本土安全和全球利益，就是保护英国的资本和收益。此外，在最近5年间，英国对 以色列的武器出口增长了10倍，这是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持使英国获取到的实际利益。 (注：Prime Minister's Iraq statement to Parliament,24 September 2002.http:// www.pm.gov.uk.)
(三)政治及外交利益
凭借其拥有的超强实力，美国在反恐的军事行动中可以选择自行其事，但要冒在政治 和外交上被孤立的风险。由于恐怖主义威胁的策源地广泛、攻击目标和攻击手段多样， 难以进行有效预防和反击，为确保反恐战争的胜利和美国社会的持久安全，美国需要建 立并主导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和外交联盟。同时，仅靠情报合作、军事打击等技术手 段无法触动恐怖主义的根源，必须诉诸政治和外交手段，寻求建立长期的解决机制。美 国对已经显露端倪的政治及外交孤立局面不无担忧，朝野上下已开始就建立“合作安全 ”机制寻求共识。由于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天然联系”，加之英国要在美欧 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外交定位，提升特殊关系有利于美国通过英国来争取西欧盟友甚 至俄罗斯的政治和外交支持。
英国在与美反恐合作中的政治及外交动机则更为明显。首先，英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具 有强烈的政党及个人色彩，对美国的积极追随政策符合工党政府和布莱尔本人的政治利 益。通过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工党在英国政治格局中的强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 民众对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的支持。号称“理论家”的布莱尔本人对英国外交的 影响在近几届英政府首相中更是罕见其匹。他先后提出的英国在美欧关系中的“桥梁” 定位、“人道主义干预”的“布莱尔主义”以及全球“枢轴外交”理论，主导了冷战后 英国外交思维的更新和变化，并对国际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布莱尔还是一个积极的 行动者，科索沃战争和反恐战争在欧洲都被称作“布莱尔的战争”，他主导的英国反恐 外交更隐隐有纵横捭阖之势。尽管英国内及国际社会对布莱尔的对美政策存在争议，甚 至贬之为“美国的傀儡”，但其理论和行动已经为布莱尔本人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 被认为是自丘吉尔之后英国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注：The Two Tonys,Economist,September 28[th]—October 4[th]2002,p13.)其次，从国家利益出发，英国对美政策 的基本思路是，承认美国霸权的现实性及由此产生的“合理性”，进
而试图通过追随政 策来换取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同时借美自重，提升其国际地位。因此，在英国看来， 对其对美政策准确、完整的描述应该是追随→制衡政策，即通过追随来施加影响，是当 前对美国单边主义进行牵制和修正的最为现实可行的途径；当然，英国最为看重的还是 能够挑起这一“重担”的，放眼当今世界，非英国莫属。
三、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的条件及局限
自二战结束后初期英美建立起特殊关系以来，随着双方利益在不同时期的折冲调和， 特殊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二战结束到苏伊士运河危机前的十年，马歇尔计划和贝文计 划的逐步实施，将英美带入了特殊关系的第一个“蜜月期”。但美国随后利用苏伊士运 河危机夺取了英国在中东的最后据点，最终确立起了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一度被英 国视为外交基石的“特殊关系”出现破裂，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经过近三十年的政策与 心态上的调整，直到80年代撒切尔政府上台，才与气味相投的里根政府一道将英美“特 殊关系”带入第二个“蜜月期”。但继任的梅杰政府政策保守、作风暧昧，导致英国对 美、对欧的影响力大大下降，“特殊关系”重又陷入低潮。布莱尔的工党政府上台以后 ，英对美外交回归“撒切尔路线”，特殊关系开始回升，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坚定支持终 于将特殊关系带入了第三个“蜜月期”。
英美特殊关系的短暂历史表明，特定历史时期和双方利益的相互协调是维系英美合作 的基本条件。英国无疑是当前特殊关系中积极主动的一方，“9·11”后国际关系进入 了特殊时期，美国面临的复杂形势为英国的积极主动提供了机会，反恐合作使得特殊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空洞而注入了实质性内容。“凡是会削弱美国的事情都会削弱欧 洲，实际上就是削弱整个西方世界”是撒切尔夫人关于美欧关系的著名论断，无疑也是 布莱尔政府当前推行对美政策的利益协调原则。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在对英国对美政 策及其整体趋向做出评价时，必须考虑到其两大外交传统：一是帝国情结以及由此而来 的维持大国地位的动机，二是作为其历史遗产的全球“制衡外交”的思想和技巧。帝国 情结和外交传统是英国以美“导师”自居的思想根源，维持大国地位则是支撑其全球外 交的根本动力。从英国当前的国力来看，支撑其全球外交的“硬”资源有限，必须借助 其历史经验、外交技巧等“软”实力，并在国际格局变化的某些特定时期为其提供了必 要条件时才能达到目的。要凭借“二流实力”达到“一流外交”，英国只有在追随美国 的前提下在国际上发挥某种制衡作用时，才能得以实现：首先是要维护美国的超强地位 来借以自重，同时又要通过加强与欧盟、俄罗斯、 《从反恐合作看英美特殊关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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