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对时代主题的再认识

，长期没有按时代要求，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经济体制和提高人民生活放在首位。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近30年内，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加之二战后国际化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执行的却是从“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到“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又怎能不落后。邓小平就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都使我国经济所占世界份额大幅下降，从1955年的4.7%降到1980年2.5%，而日本同期则从2.5%上升到10%。由此可见，现在说的从1952年到1998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7.7%，明显高于年均增长3%左右的水平，可能是有极大水分的。在这个问题上也应接受苏联的教训。 
在时代主题的提法上，我们那时也比苏联更激进。大家都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传统提法，只是苏联后来稍有变通，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1957年《莫斯科宣言》接受了这一提法）；我们在60年代却进一步提高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在中苏分歧加剧后，我们更批评苏联变修，自己主动担负起“世界革命中心”的重任，大力推行反帝反修、积极备战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使中国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国际环境之中”，“不得不在孤立的状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基本是失败了的，对一些国家的援助也显得太过分。例如曾公开宣布也确实准备为抗美援越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而把台湾放在次要地位。“仅1972年，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私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5000元人民币之多。”这时我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大约还不到100元（据《存亡之秋》第17页所引邓小平估算），行政部最低的干部月工资是37.5元。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过去长期受屈辱的历史。建国后头二三十年，也在工业建设和科技发展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正如邓小平一再说的，由于犯“左”的错误，使我们在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失去了一次机会，还不如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得快，“这是非常可惜的”。 
三、和平与发展既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又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所以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正确估量和把握世界主题，是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或如列宁所说，“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当然不是简单重复一下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愿望，而是反映了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揭示了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这就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向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作法的重大转变，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和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也使中国不但避免了苏联东欧巨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邓小平就说过，中国不搞改革也是要垮台的），而且开始了经济上的起飞。 
改革开放的成效举世瞩目，无须多讲。制定这一政策的主要依据，就是客观存在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主题和主观上作出的正确判断。试想，如果正在进行世界大战或面对强敌压境，能够以经济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吗？ 
时代问题也是国际战略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正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在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同时，中国的对外战略也作出重要的调整，就是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这两个改变是相互联系的。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过去的“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实际上就是联美反苏，是针对当时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出于一定客观形势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不准确判断。这一战略起了某些积极作用，有助于外交的开展，特别是改进了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和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但它本身有明显的缺点，和以前的“一边倒”一样，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不利于团结第三世界，而且着重反苏修和以苏划线，也不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利用美苏矛盾，还损伤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关系。放弃“一条线”战略，就使中国的对外政策真正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把中国外交推进到了一个更加成就的历史时期，迎来了对外关系的大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大提高。 
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目标。这体制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也体现了列宁时代学说中强调的阶级内容。因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就世界范围总体而言，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已经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发展。这在国际共运中也早已达成了共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就指出，“各国共产党认为争取和平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只是许多党由于没有认识到并根据时代主题的转移及时转变政策，才导致力量削弱和遭受挫折。同样，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的首要任务也不再是支援世界革命了。列宁规定的国际主义义务即：1，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2，正在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当然也就不适用了。所以中国共产党从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形成的十三大起，就不再提国际主义口号了。 
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并不像一些人说的只是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明确作为对国际环境的正确认识，根据世界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时代主题提的。基于科学分析世界形势演变和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有强烈的时代感。时代发展的最重大的表现，是时代主题的转换。邓小平首先抓的就是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就是他说的，“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国别意义，合乎中国国情，而且具有时代意义，符合时代要求。他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中国“还要更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把和平与发展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准确抓住中国在当代世界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可称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正确估计时代主题，不但是进行重大决策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没有作出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判断，怎么能下决心采取“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呢？又怎么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来呢？邓小平把党的十二大说成是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两个互相关联的新问题：改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为世界和平有可能维护的认识；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了两年即作出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正式判断，而不久后的十三大又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原先提法）开始形成的标志。被邓小平宣布一个字也不能改的十三大报告，已经对这一理论作了初步的系统叙述，指出它包含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中就有“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南巡讲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后完成。随后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又都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既是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又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 
正是通过对时代主题的重新评估和正确判断，邓小平走出了晚年毛泽东思想的误区，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显得有些不适应了。这里只列举两个重要的失误和邓小平对它的修正与发展。 

《“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对时代主题的再认识(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