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政治思维的基本特征
【 正 文 】
政治思维是政治主体对客观政治现象的能动反映，是政治主体对来自现实的思维素材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理性认识并据此提出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的主观意识活动。政治思维同任何理论思维一样，“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5页。）。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其政治思维主要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围绕着“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国情与时代需要决定了邓小平的政治思维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治思维的立足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的进程规范着人类思维的进程。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有生命的社会化的个人的存在，故作为人类历史进程起点的“人”自然成为人类思维的立足点或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从这种现实的、社会化的人出发来观察与分析社会政治生活的。由于社会政治生活是维系人类及社会生存与发展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并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注：刘德厚：《重视对“广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切政治关系均源自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而非超社会的神秘力量或者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的抽象的伦理追求。在人类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之后，因“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故作为社会成员个体的人必然隶属于特定的阶级。于是，阶级利益的冲突以及阶级之间的斗争即成为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由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掌握了国家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组织。因此，社会政治生活就被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所垄断，成为实现其阶级统治的活动领域。
广大人民群众则被实际排除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无法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及管理。这样，“公开的社会的政治变为了阶级的封闭的政治”（注：刘德厚：《生产力标准与政治学理论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这种政治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关系即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与阶级内部的协调关系。在这种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政治思维必然以阶级利益作为其立足点。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从阶级利益出发来认识与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的。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运用政权力量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以后，整个人类社会开始了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与此相应，社会政治领域开始由“阶级的政治”向“社会的政治”转化。由于广大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因此，人民即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真正的主体。社会政治生活也因此而成为广大人民协调其内部矛盾、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活动领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上述质的变化，毛泽东于50年代中后期即已敏锐地觉察到，并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的科学论断。然而，自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又重新从阶级利益出发来理解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从而使客观政治现实在其头脑中得到了一种虚幻的反映。此反映的产物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国策。
鉴于文革教训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重新进行了审视。经过长期观察与深入思考，邓小平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本质的科学认识即社会主义政治本质上是人民的全局性利益关系。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是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全局性利益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现象区别于其它社会现象的基本标志，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政治本质的上述认识，邓小平找到了认识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现象的现实立足点——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的全部政治思维活动均是立足于此而展开的。
首先，邓小平从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涵义作出了新的界定。他将社会主义政治科学界定为“大局”。所谓大局，即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始终坚持从大局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的内涵，并据此提出了判别政治现象与非政治现象以及衡量政治工作好坏的客观标准。一方面，邓小平提出判别一个社会现象是否为政治现象关键是看该现象是否体现或代表了人民的全局性利益即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凡是体现人民全局性利益的现象即为政治现象，反之，若仅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或近期利益的现象则为经济等其它社会现象。邓小平正是依据该标准将现代化建设、国内外阶级斗争、保持政局稳定等视为“大局”即政治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则提出衡量各项实际政治工作或政策好坏的价值标准是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是因为“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其次，邓小平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及其途径。邓小平立足于人民的全局性利益，一方面从人类解放历史进程的高度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确定为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另一方面则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将我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具体目标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严重妨碍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因此，要实现上述政治发展目标，必须改革现行政治体制。这样，政治体制改革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动力及其实现途径。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而不可动摇甚至否定该制度。因为，“一旦否定该制度，中国就将重新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将失去一切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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