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转向自由贸易

nbsp; Kwon(2000).
　　　　比较
　　如果大体上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在以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第一阶段，1978年以后是以模仿性技术进步为主的第二阶段，而韩国在1961年以前是第一阶段，196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并且现在已开始进入第三阶段，那么，相应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对中国来说就应当是1978年以前以进口替代为主，1978年以后以出口导向为主；对韩国来说就应当是1960年以前以进口替代为主，196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以出口导向为主，现在则以基本自由贸易为主。如果考察中国和韩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的话，大体上也正是如此。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和韩国都执行了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战略和政策。但是由于贸易战略和政策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去适应发展阶段，它也会影响发展阶段，因此，贸易战略和政策是否适当，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为了更好地讨论中国的情况，先简单分析韩国的情形。
　　首先，韩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大体上到上世纪60年代初就转向第二阶段应该没有问题，因为韩国的经济增长和TFP增长都从这时起发生明显变化，而韩国的贸易政策转变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并非突然一下子转变。韩国在出口方面的鼓励和进口控制方面的放松都是逐步的。
　　其次，韩国政府贸易改革措施在60年代是有反复的，但是反复之后总体上还是不断放松贸易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政府意识到不放松控制反而不利于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但到70年代，为了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韩国总体上的进口控制有所加强，从而被有些学者认为韩国又经历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阶段。但事实上韩国政府在进口控制加强的同时，对出口还有很强的鼓励，因此总体上应当还是处于出口导向的战略下。然而，这在贸易战略和政策上多少是一种倒退。政策不当加上1979年的石油危机，使韩国在1980年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的负增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70年代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并不完全符合韩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
　　最后，韩国于90年代中后期以人均GDP衡量已达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还不是最高的一类。韩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说韩国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与此相适应，韩国不仅已经基本实现自由贸易，而且还在努力通过开放服务、金融自由化、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措施把韩国建设成东北亚的金融中心和物流枢纽。
　　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仍应积极主动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而不能仅消极开放国内市场。
　　如果承认韩国大体上经历了这些发展阶段，并且其贸易战略和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对中国的讨论就可以韩国为基准进行。虽然如前所述，中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大体上是与实际的发展阶段相符合的，但是发展阶段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因为中国在1978年以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假设中国从1949年起也与韩国一样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阶段又会怎样？可能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可以做一些比较。
　　首先，如果以韩国为基准进行比较，中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点应当比1978年更早一些。韩国是在1961年开始转变的，按照Maddison的估算，中国1960年的实际人均GDP为878美元，与韩国1950年的876美元相若（韩国1960年为1302美元），因此，中国比韩国晚了大约10年时间。但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韩国1960年的人均GDP为79美元，中国为218元人民币，按改革开放前大体上1.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约为145美元；如果按改革开放之初的内部结算价2.8元人民币算，则为78美元，与韩国相似。另外，用劳动生产率来比较的话，按照Maddison的估算，如果以美国为100，中国和韩国在1950年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7和10，韩国比中国高3个百分点，或者说高30%，但是到1973年，两国分别是6和14，韩国高8个百分点，是中国的两倍多。这一方面说明，韩国6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比中国快，因而经济发展也比中国快，另一方面也说明，中韩两国在50年代的差别不是很大，至少没有10年的差距。因此，大体上可以判断，中国最快应当在与韩国差不多的60年代初，最晚也应在70年代初就可以向第二阶段转变。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和当时的国内外特殊条件，中国未能实现这样的转变，相应的对外贸易战略和政策也就一直维持着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
　　第二，即使是在第一阶段，中国其实也不必实施如此“极端的”进口替代政策，因为第一阶段的进口替代其实是为了帮助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起步。但是中国由于在50年代一边倒向当时的苏联，并且由于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使得中国事实上难以实行比较宽松的贸易政策以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和各种投入品。因此，很难说第一阶段的贸易战略和政策是与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吻合的，只能说，这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经济环境下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但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中国自1978年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后，贸易战略和政策也逐步转向出口导向，应当说是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并积极推动了经济发展。这在总体上与韩国60年代以后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后的发展相似。积极推动出口的政策使得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带动了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增长。但具体地看，两国还是有不少差别。一个差别是中国的国家大，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只是一般地说，中国的发展阶段在1978年从第一阶段转向了第二阶段，并且现在还处于第二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沿海和内地、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因此，贸易政策的转变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可能也不一样。另一个差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比韩国晚了近20年，但是中国的贸易改革进程相应地比韩国要快。以关税为例，中国2000年的平均关税率为15%，而韩国在1985年的平均关税率还有21.3%；中国的非关税壁垒覆盖率1991年－1993年是11.3%，而韩国在1984年－1987年期间为8.8%。与此相应的还有一个差别是，中国的贸易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进口壁垒的迅速降低是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密切相关的。中国不仅在谈判期间大幅度地降低了贸易壁

垒，而且在最后加入的协议中进一步承诺，中国加入WTO后将加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较快地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而韩国在1967年加入GATT前的谈判没有中国这样艰巨，韩国加入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承诺。
　　　　中国未来的战略和政策
　　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第二阶段，与之相应的贸易战略应当是出口导向，那么中国加入WTO后，开始大幅度削减进口壁垒，同时也降低出口鼓励的力度，是否意味着中国将走向自由贸易，从而与发展阶段的要求不符？应当认为并不必然如此。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重点都转向自由贸易。
　　一方面，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贸易，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入关（加入世贸）以后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有政府干预的贸易战略和政策。中国加入世贸所做出的承诺也未超出大多数WTO成员事实上承担的义务。虽然中国加入世贸后确实有不少政策措施受到限制，但是并非没有措施可用，在鼓励出口方面，在引进技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仍然有许多政策措施可以采用，包括出口退税、关税结构、汇率政策、卫生检疫、技术标准等等。
　　另一方面，即使在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有一个从政府高干预的出口导向到低干预出口导向转变的过程。韩国曾经是这样（有过波折），中国在90年代的贸易改革也是这样，加入WTO只是继续加快这样的转变而已。我国在降低保护总水平的同时可以调整保护的结构；在降低鼓励出口力度的同时也可以调整鼓励的范围。
　　总之，由于中国还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仍应积极主动地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而不能消极地开放国内市场。在降低政府干预总水平的同时坚持低干预的出口导向战略和政策，而不应迅速走向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