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藏区稳定发展的基本经验
和社会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而正是在这一极端重要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作上，云南藏区经过成功实践积累了成功经验。云南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缩影，历届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任用工作，按照“充分信任，大胆提拔，放心使用”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措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使云南的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作为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和省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云南藏区，因其处于与境内外“分裂祖国”分裂势力作斗争的前沿阵地，对其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藏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任用工作，更是得到了中央和云南省委的高度重视。除了严格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要求配备自治机关的少数民族干部外，对党委领导也尽可能配备本土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藏族干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迪庆州的党委书记已有四届(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由藏族干部担任。藏族干部在维护云南藏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此，迪庆藏族自治州领导深有感触地说：“首先值得庆幸的是，香格里拉有睿智的、遇到困难百折不挠的一批领导干部，他们身上的正气胆识和凝聚人心的魅力，是完成复归的中坚力量。其次迪庆干部中积极向上，追求卓越而又注重科学的实干精神，值得肯定。他们不惟上、不惟书，对民族文化精髓的独到理解和弘扬，已超越狭隘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两点上，我们看到党的民族理论教育的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已帮助边疆少数民族培养了一批懂科学、有胆识、会干事的适应市场经济的高素质干部。”
正是在这批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藏族干部带领下，云南藏区实现了长期持续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放手使用忠诚于党和国家，有胆识、有能力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藏族干部，是云南藏区稳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五、坚持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指导实践
在深入迪庆州的田野调查中，无论是迪庆州的党政高级领导还是基层乡村干部，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怎么样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怎样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实事，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寺庙僧尼都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迪庆州领导就将“困难财政下的人文关怀”，列为迪庆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们认为，“尽管迪庆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总量小，财政仍然十分困难。2008年全州财政收入仅3.2亿元，自给率只有13%。为解决农牧民的困难问题，迪庆从有限的财政中挤出资金，在中央、省的支持下加大民生投入。实施五大民生工程，有效解决农牧民安居、出行、上学、就医和老有所养等突出问题。高原农牧民子女不用出一分钱就读完初中，直到高中每月还能领到120元生活补助费。老百姓说，现在娃娃读书还能领工资了。农牧民可以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农村老人还能领到人均40元的补贴，特困户也进入了低保。通过旅游等产业带动，农牧民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多数盖起了楼房，彩电、冰箱、汽车已进入藏族农户家庭。部分富裕起来的农牧民已开始走出国门，建塘镇江克村等组织村民集体到澳大利亚观光旅游。为了满足农牧民精神文化需求，迪庆州实施了‘农村文化推进工程’。80 010以上的农户能看上电视，20户以上村寨普遍有了文化活动场所，还能定期看上电影。编制了民族健身舞统一在全州推广，每天傍晚，城乡埚庄、弦子乐曲声响，男女老少踏歌起舞。”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迪庆州领导也追求经济发展，但他们追求的不是单纯的GDP增长，奉行的不是以GDP增长论英雄、出干部的政绩观，而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绩观。正是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指导下，云南藏区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其他富裕地方难以企及的“改善民生保稳定”的重大政绩，受到了各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因此，在由藏族学者勒安旺堆主编，以藏族学者为主体编写的《当代云南藏族简史》一书中，作者们充满感情地写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大干部职工的利益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云南藏区干部职工享受到了特殊补贴。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惠民工程象雨点般降临到了农牧民的头上，‘十五’以后更盛。农牧民的孩子上学困难得到解决，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每一个方面都有了党的关心，广大农牧民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云南藏族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迪庆州委、州人民政府，一直倡导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解决教育、医疗、农村电网改造、乡村公路建设等一些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民族宗教等工作，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实事，确保社会稳定。迪庆州各族人民把自己的家乡视作‘世人向往的香格里拉’，其中藏族特点鲜明。人们把家乡的和谐稳定当作眼珠子一样珍惜、爱护。”
六、通过“传统的发明”，开创具有云南藏区特点的发展模式
香格里拉落户迪庆带动全面发展，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云南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一个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成为全国和世界公认的最好的藏区，香格里拉品牌的打造和运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功甚伟，不可埋没。从人类学视角来分析，所谓香格里拉品牌的打造和运作，其实就是典型的通过“传统的发明”，来开创具有云南藏区特点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尝试。
“传统的发明”由英国历史人类学家霍布斯鲍姆等学者合著的同名著作提出。该书认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我们可以认为，在以下情况中，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的且迅速的变化时。”
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认为，所有的传统都是在今天“发明”并且为今天之用而“发明”的。西方传统也不例外：“十五、十六世纪之间，一伙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集一堂，开始发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他们自己，他们企图复兴。据称是代表了自己祖先成就的古代文化，对此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其详，因为这种文化在几千年的岁月中或已湮灭或被遗忘。……所有这一切后来被命名为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因为它产生了‘现代文明’ 《云南藏区稳定发展的基本经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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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批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藏族干部带领下，云南藏区实现了长期持续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放手使用忠诚于党和国家，有胆识、有能力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藏族干部，是云南藏区稳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五、坚持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指导实践
在深入迪庆州的田野调查中，无论是迪庆州的党政高级领导还是基层乡村干部，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怎么样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怎样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实事，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寺庙僧尼都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迪庆州领导就将“困难财政下的人文关怀”，列为迪庆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们认为，“尽管迪庆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总量小，财政仍然十分困难。2008年全州财政收入仅3.2亿元，自给率只有13%。为解决农牧民的困难问题，迪庆从有限的财政中挤出资金，在中央、省的支持下加大民生投入。实施五大民生工程，有效解决农牧民安居、出行、上学、就医和老有所养等突出问题。高原农牧民子女不用出一分钱就读完初中，直到高中每月还能领到120元生活补助费。老百姓说，现在娃娃读书还能领工资了。农牧民可以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农村老人还能领到人均40元的补贴，特困户也进入了低保。通过旅游等产业带动，农牧民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多数盖起了楼房，彩电、冰箱、汽车已进入藏族农户家庭。部分富裕起来的农牧民已开始走出国门，建塘镇江克村等组织村民集体到澳大利亚观光旅游。为了满足农牧民精神文化需求，迪庆州实施了‘农村文化推进工程’。80 010以上的农户能看上电视，20户以上村寨普遍有了文化活动场所，还能定期看上电影。编制了民族健身舞统一在全州推广，每天傍晚，城乡埚庄、弦子乐曲声响，男女老少踏歌起舞。”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迪庆州领导也追求经济发展，但他们追求的不是单纯的GDP增长，奉行的不是以GDP增长论英雄、出干部的政绩观，而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绩观。正是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指导下，云南藏区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其他富裕地方难以企及的“改善民生保稳定”的重大政绩，受到了各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因此，在由藏族学者勒安旺堆主编，以藏族学者为主体编写的《当代云南藏族简史》一书中，作者们充满感情地写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大干部职工的利益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云南藏区干部职工享受到了特殊补贴。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惠民工程象雨点般降临到了农牧民的头上，‘十五’以后更盛。农牧民的孩子上学困难得到解决，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每一个方面都有了党的关心，广大农牧民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云南藏族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迪庆州委、州人民政府，一直倡导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解决教育、医疗、农村电网改造、乡村公路建设等一些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民族宗教等工作，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实事，确保社会稳定。迪庆州各族人民把自己的家乡视作‘世人向往的香格里拉’，其中藏族特点鲜明。人们把家乡的和谐稳定当作眼珠子一样珍惜、爱护。”
六、通过“传统的发明”，开创具有云南藏区特点的发展模式
香格里拉落户迪庆带动全面发展，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云南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一个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成为全国和世界公认的最好的藏区，香格里拉品牌的打造和运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功甚伟，不可埋没。从人类学视角来分析，所谓香格里拉品牌的打造和运作，其实就是典型的通过“传统的发明”，来开创具有云南藏区特点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尝试。
“传统的发明”由英国历史人类学家霍布斯鲍姆等学者合著的同名著作提出。该书认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我们可以认为，在以下情况中，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的且迅速的变化时。”
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认为，所有的传统都是在今天“发明”并且为今天之用而“发明”的。西方传统也不例外：“十五、十六世纪之间，一伙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集一堂，开始发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他们自己，他们企图复兴。据称是代表了自己祖先成就的古代文化，对此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其详，因为这种文化在几千年的岁月中或已湮灭或被遗忘。……所有这一切后来被命名为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因为它产生了‘现代文明’ 《云南藏区稳定发展的基本经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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