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诠释与翻译

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是在此种而非彼种语言里构想出来的　概念。”(同上，第485页)在诠释和翻译活动中，诠释者和翻译者要保证活动的成功，　就要对其诠释的对象和翻译的文本有深入的理解。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两种不同传统　的信奉者们把那些传统理解为相互对立和竞争的传统，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相互理解。这种理解有时候只有通过一套相关的历史转化才能达到；两种传统之一　或二者为了能够提供对对方立场某些特点的描述，可能必须要大大丰富自己，而这一丰　富将会牵涉到概念和语言的创新，相当可能还有社会的创新。”(麦金太尔，第483页)　通过对其他传统经典的翻译和诠释，诠释者既加深了对其他文化传统的理解，又加深了　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丰富自己，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
　　从文化传播角度所阐明的翻译与诠释的本质，实际上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任　何哲学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它奠基于翻译者或诠释者对来自异质文化的文本的　个人解读，经由理解基础上的文字转换，达到概念、语言和思想的创新。所以我们完全　可以说：翻译与创作同为人文学科基础性研究的两大基本类型，以解读为基础，翻译与　创作一体两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中国学界，为什么有那么多老一辈哲学家既有大量　的翻译作品，又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以上解释或许能说明一些道理。
　　　　　　三
　　宽泛地说，中国学界对本民族经典的诠释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千年，对西方经典的翻译　与诠释也早在400年前就开始了。翻译者经常受到的指责是：曲解作者原意!诠释者经常　受到的诘难是：歪曲传统!究其根源，人们没有区分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是一个重要原　因，尽管我们说文字翻译也无法与文化翻译截然两分。但是，翻译(尤其是要出版的翻　译作品)尚需承担为不懂外语者提供研究资料的功能，因此我们仍要讨论一下翻译质量　的把握。
　　20世纪西方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和翻译理论几乎摧毁了一切客　观的翻译标准。比如德里达说：“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对接受语言的转化……但翻译不等　于去确保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体……即使是最忠　实于原著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　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德里达，第168页)奎因提出过　一个“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他指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并不确定，因而不　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在它原来使用的意义上　毫无歧义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然而，我们在吸取这些思想中的合理要素的时候，没有　必要放弃一切翻译标准，使翻译作品成为译者“任意为之”的产物，使一切译文质量的　判断活动都成为不可能。在理解后现代主义者的翻译理论时，我们应当明白他们道出了　为传统翻译理论所忽略的一些翻译的性质，但并不意味着理解的绝对不可能性、真理的　绝对不可能性、沟通的绝对不可能性。只要我们对翻译与诠释、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作　相对的区分，对翻译所承担的为不懂外语者提供思想资料的功能和为哲学创作实现思维　转换的功能作出明晰的区分，仍可对译文质量提出某些相对的标准，并把提高译文质量　视为一个开放的过程。
　　翻译的直接目标是把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然而，两种不同语言　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完全确定的，这就造成了翻译中的某些困难。比如在翻译中发现某　种语言的一些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一种表达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　的表达法，于是译者就用音译、注释、造新词、调整语序等等语言手段来克服困难。翻　译确实总是某种程度上的转译，添加了译者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因译者自身的局限而不　能准确地传达作者的原意，甚至扭曲作者的原意。但所有语言都具有可理解性，可以为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把握。语言各不相同，但并不会因此变得完全无法沟通。正因　为如此，人们才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尽管尽善尽美的译文是天方夜谭，但差强人　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无论各种语言有多大差别，它们都是可理解的。
　　翻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作者的原意呢?康德和施莱尔马赫说过：我们能比柏拉图　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施莱尔马赫指出，理解就是从差别走向同一，这是理解的前提　条件，因为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差别没有同一，就不能相互理解；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同一　没有差别，就没有必要去相互理解。只有存在同一和差别的矛盾才会有理解的需要与可　能。理解的目标在于避免误解，理解即重建。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翻译须理解，　理解即重建”。在哲学文本的原作者那里不存在理解的问题(除非他再次阅读自己创作　的文本)，只存在被理解的问题；理解是翻译者和诠释者的前提性工作，要翻译和诠释　必须理解文本，重建文本，以此为翻译和诠释的基础。因此，若有人夸耀说自己的翻译　已经绝对忠实地再现了原著或原作者的思想，那他实际上并不懂得翻译活动的本质；若　有人说翻译没有任何标准，判断译文质量是不可能的，那他实际上混淆了源文本与新文　本之吻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
　　我在80年代初读过一些论翻译的文章，后来就只有翻译的实践，没有翻译的理论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有关翻译质量的众多论述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严复先生的三个　字：“信、达、雅”(严复先生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　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还有不知哪位学者总结的四个字：“忠实、　通顺”。关于严复先生的三个字，学界有大量讨论，在此不拟展开。至于“忠实”与“　通顺”，似可作以下解释：翻译者在翻译中要力求忠实原著，在译文表述方面要力求通　顺。“忠实”是针对要翻译的异质文本来讲的，或者说是针对原著而言。“通顺”则主　要是面对读者受众而对译者提出来的一个译文质量标准。对这两条翻译标准，我们不能　作绝对化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这四个字理解为译者要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明　白，这个目标在具体工作中很难圆满实现。现今已有的翻译作品，确实没有哪一部堪称　绝对无误，我们也不能期盼今后有哪部作品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意义，但我

们不能　因此放弃“忠实”的标准，任意为之。相对于“忠实”而言，“通顺”的标准更要坚持　。试想，一部翻译作品若是连文字都不通顺，那是很难使读者进入愉悦状态、从翻译作　品中吸取思想养料的。
【参考文献】
　　陈来，2001年：《中国文化早期经典的形成》，载武汉大学哲学系编《哲学评论》第1　期，湖北人民出版社。
　　德里达，2001年：《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
　　贺麟，1947年：《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社。
　　1984年：《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载《中国哲学》第2辑，商务印书馆。
　　黄见德，1998年：《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
　　麦金太尔，1996年：《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
　　

《文本、解读、诠释与翻译(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