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诠释与翻译

　　一
　　简略回顾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或可加深我们对翻译工作之重要性的认识。
　　“从变法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　，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贺麟，1984年)19世纪末，以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翻　译家率先把进化论和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严复先生亲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八部名著，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一股新风，极　大地冲击了清末民初的保守势力。启蒙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翻译外国哲学的先行者。　他于20世纪初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著　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成为早期引进外国哲学的　代表。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学界翻译、介绍外国思想的大潮初起。杜威、罗素、杜里舒　、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　、普里汉诺夫、德波林、克罗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外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许多著作被　中国人翻译过来。翻译者中既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又有思想倾　向各异的文人学者，如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等。这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　同国别、不同派别的外国思想家的著述，经过中国学者的选择和解读，不仅为中国社会　与思想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料，而且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哲学界的诞生奠定了基　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传　播，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大量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　仅1928年到1930年短短几年，新出版了马恩著作近40种。”(黄见德，第94页)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家为适应新的思想启蒙的需要，希望引进西方哲学　，用来振奋和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1941年，“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成立。中国学　者将编译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哲学研究。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　西方哲学的同时，融汇中西哲学，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设想，若无前期的翻译工　作为基础，这些哲学体系的创建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北大和清华的学术大师们对于翻译外国　哲学著作有直接贡献。梁启超先生就是一位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他写了《霍布斯　学案》、《斯宾诺莎学案》等文章，后来汇编成《西哲学说一脔》出版。吴宓先生曾校　对郭斌苏、景昌极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并向其他学者推荐翻译《亚里士多德伦理　学》一书。贺麟先生于1931年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十分重视翻　译工作，曾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言中提　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为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康先生于　40年代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他认为，柏拉图的每本著作都是一个谜，而　《巴曼尼德斯篇》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他在翻译之外添加了大量注释，使它不仅　是原作忠实和准确的翻译，而且还是详尽的诠释。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人研究希　腊哲学的兴趣，贺麟先生评价说，它“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了一个新纪元　”。(贺麟，1947年，第40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外国哲学研究　领域，唯心主义和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在这种政治形势下，　50年代前期的翻译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译自苏联的哲学读物占据　主流地位。据《全国总书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　作362本，其中哲学126种，而同期其他文字翻译为43种，其中哲学15种。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界出现了各类丛书争相竞赛的局面。商务印书馆在长期规划、大　量积累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共出300种　，其中哲学类104种。此外，上海译文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　的《西方学术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都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哲　学著作。
　　　　　　二
　　对处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之中的民族来说，翻译工作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本民族文　化传统的传承，也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更新。按人们的最一般理解，所谓传统仍　是那些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人类社会在语　言出现之前，传统以习惯和习俗的形式来化成和沿袭。语言的产生，进而文字的产生，　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形成，即以思想为形式的传统出现了。语言除了担负起记载　传统的重任外，还担负起逾越时空差距延续和保全传统的功能。然而随着历史的经年流　逝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变化，再加上语言自身的流变，某种传统的本义难免会被遮蔽和曲　解。因此，要维系和保全传统，求得传统真相，就离不开对传统典籍的诠释，这种诠释　既包括古文今译(translation)，也包括经典文本的注释(annotation)。
　　经典的原义是指传统的、权威性的基本著作。人类思想史从外观上看是文献的积累和　权威性基本著作的逐步经典化。“经典的特质是把描述性的经验上升为规范性的论说。　人们首先要把多种经历的经验总结、提炼为格言，以达到表述上的普遍性。在格言式的　表达方式中，具体经验已变成普遍常则。但一般的格言、谚语、诗歌，如果没有经典的　地位，则只能靠偶然的机会传播和应用，它的权威性不够，最多被视为一些世俗智能，　对人缺少说服力和约束力。经典则不同，经典是一套论述体系，而非一二句格言，经典　的文本在获得经典地位之后，其文化力量，其掌握群众的力量，极为巨大。也因此，经　典由此成为文化的基本内核，使文化在其传衍发展中获得了自己鲜明的特殊性格。”(　陈来，第126页)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经典形成的过程相对简单，而在跨文化背景下，经典的形成过程　则要复杂得多。在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经典实质上是一种包括语言翻译在内的文化翻译，　既涉及语言的变化与转换，也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麦金太尔说：当两种传统相遇的时　候，“我们便具有两类不同的翻译：对等的直译和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通过它们，传　统可以从其初始语言中(从希伯莱语或希腊语或无论什么语中)，转换成后来的语言。注　意，翻译的这两种关系可以适用于文本或话语的其他体系之间，不仅在相互不同的语言　(如希伯莱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而且还在视为两个不同阶段或时期的同种语言之　间”。(麦金太尔，第486页)他所说的直译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字翻译，他所说　的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则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化翻译。文字翻译的需要产生于文　化交流，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的翻译，包括笔头的和口头的，而文化融合必将导致不同　语言的对应表达。在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不同的文化传统会在特定时空中相遇和碰　撞，进而发生融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的急迫需要。因此，翻译不　仅是指日常意义上的语

言文字的翻译，即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也指　文化学意义上的翻译，即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这两种意义上的翻译在实际工作中是联　系在一起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重要的著作经过历史选择成为经典之后，又会产生重新翻译和　诠释的需要。产生这种需要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社会群　体所使用的语言自身发生了变化，因而出现古文今释的需要；第二，文化环境发生剧烈　变化，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要把外来经典翻译成本民族语言，而且要把本　民族经典翻译成其他语言；第三，在其他民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的传统有断裂　的危险，为了在精神上保全本民族的传统并促进本民族文化更新，必须对外来经典和本　民族经典进行诠释。
　　经典诠释活动对传统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有助于突破具体传统的局限性。任何具　体的传统都有其局限性。“每一传统都体现在某套特殊言语和行为之中，因而体现在某　些特定语言和文化的所有特殊性之中。概念的发明、阐述和修正(通过这些概念，那些　建立和继承传统

《文本、解读、诠释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