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公有制理论及其实践的历史终结
决效率问题，而所有权的效率取决于良好的刺激结构，后者又取决于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一致；这两者越是一致，刺激结构就越是良好，效率也就越高（诺斯，1981，5页）。在这里，所有权问题的分析在“效率”、“刺激结构”和“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三个层次上递进。在传统公有制体制下，个人具有强烈的“搭便车”倾向，因而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差距有扩张趋势，其刺激结构必然是低水平的，效率低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五常有另外一种认识：在公有制结构下，人人竞相使用有限的资源，都去追求超过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租金），结构必然导致租金损耗至零。因此，“把社会的大部分有价值的资源托付给这样一种结构的财产权，是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承担得了的”。公有制结构能否通过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则来限制人们的行为，以减少租金的消耗？张五常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其交易成本太高，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此，纯粹形式的公有制难得发现（1987b）。
有不少学者曾以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效率状况，来证明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的可行性。其实，据阿尔钦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政治制度环境而具有私营企业的特点（阿尔钦，1987）。即使如此，西方国家的国营企业的效率低下是普遍的。
（七）对实行传统公有制社会后果的批评
传统公有制的社会后果如何？黄仁宇对此有过深刻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预算约束不能硬化。看来，不仅企业有一个预算约束硬化问题，一切政府机构都有这个问题。如何硬化预算？黄仁宇有很精到的见解：“先要承认私有财产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才能有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进一步说，“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1991，159页）。我国历史学家秦晖、苏文证明我国封建社会并没有真正的私有制，而农民在本质上首先作为私有者才体现了他们的革命性（1996）。这是历史学家所看到的私有财产制度的重要性。
传统公有制的社会后果不止于此，传统公有制会刺激人们哪怕是卑微的享乐，在我国具体表现为人们对大城市生活的追逐。因为对私人财富积累的限制，人们无法通过私人财富的积累来弥补公共物品占有的不足，也就是说，私人财富的积累程度在任何不同地方没有大的差异，于是，人们必然追逐对公共物品的占有。而公共物品的供应一般在大城市相对丰裕，于是人们自然努力争取到大城市生活。这种情形特别会吸引知识资源较好的人到大城市去，他们的竞争条件比其他人要优越一些。更通俗地说，传统公有制不激励人们到艰苦的地方创业。美国近代有一大批中产阶级冒着生命危险去拓展西部边疆，只是因为西部边疆为人们提供了“较多的促进个人自身利益的机会”，使得边疆居民的性格是“物质主义的、好移动的、多才多艺的、有创造力的、豪爽的、乐观的和民族主义的”（比林顿，1974，下册，425－433）。相比之下，我们熟悉的情况是，传统公有制下人们总想坐享其成，失去了创业进取精神，只是一味地在政府供应产品的领域“拥挤”。有人用文化类型解释这种差异，其实与文化何干，只是制度差异而已！
三·传统公有制在实践中的异化 本文分析到这里，势必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传统公有制有许多弊端，为什么它可以存在这许多年？这个问题很值得单独讨论。这里的秘密在于：纯粹的公有制因其交易成本极高，人们便发明了一些制度来弱化公有产权的公共性质，使传统公有制发生了异化，也就是说，实践中的公有制背离了其经典内涵。就我国而言，对公有制的异化手段有：
1·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宪法规定的全民所有制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这是一些肯动脑筋的人早已发现的事实。但是，户籍制度却弥补了公有制激励功能的不足。你要进大城市，就可能会认真读书考大学；你要不听领导的话，就可能送你去农村接受改造。这就是激励。
2·转换工作的限制。人们从一个差的企业进入好的企业是受限制的，这也与全民所有制的性质相矛盾。不难理解，这也弥补了公有制激励功能的不足。
3·等级制度。传统公有制理论强调主人翁的意义，但事实上却广泛存在明显的或隐含的等级制度。我们对此再熟悉不过了。等级的存在保护了集团利益，否则有谁还会为自己的等级的晋升而努力？至于等级的晋升规则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了。
4·行政分割。行政分割对保护前三种异化手段起到了一种辅助作用。
要从两方面认识上述异化手段的作用。一方面，异化使传统公有制本来具有的僵化性有所减弱，而不至于崩溃。这是有历史证据的。例如，1958年曾试图取消各种异化形式，结果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各种异化形式终究不能解决传统公有制的固有弊端，因此，其效率仍是低下的。
四·现代公有制理论
现代经济学并不否认公有制的意义，只是否定前述传统公有制的意义。事实上，已经有现代的公有制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
（一）有效率的公有制只能针对某些公共物品来建立
公有制产权的产生与界定物品产权的交易成本有关。一般来说，在使用中排他性权利容易形成的私人物品，其产权界定的交易成本较低，因此应该建立私有产权制度；至于公共物品，情况就复杂了。某些公共物品在使用中容易“搭便车”，产权界定成本很高，很难做到“明晰化”，公有产权便有了存在的意义；“搭便车”现象的存在足以使任何公共物品的私有者不堪重负，其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在相当大的数量域里，公共物品一般具有边际成本接近零的特性，即是说“搭便车”的增加不一定导致成本相应增加，这就大大减弱了公共物品公有制的效率损失。 但是，不是所有公共物品都应该实行公有制，有些公共物品可以通过组成社团来享用，人们可以通过社团规则来解决“搭便车”问题。 概言之，公共物品的公有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公有制，它可以是一种有效率的、因而也是一种合理的公共产权制度。这一论点已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论点，并得到了广泛承认。即使最极端的自由主义之者，也不反对在一定条件下建立公共产权。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H·西蒙斯主张用政府的力量来缩小大企业和工会的规模，在这样的政策造成不可接受的效率损失的地方，他主张实行社会所有制（里德，1987）。
（二）社团理论
社团（Clubs）理论或俱乐部理论是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分支。严格地说，社团理论并非是研究公有制的理论，其最大的应用是用于分析政府权力分散化、等级制度以及财政联邦制等问题，但这一理论对理解公有制问题大有启示。 社团是一种组织，它对自己的成员提供分享的集体商品（一般在某种程度上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并按照某种平等的或有时是歧视性的规则向社团成员收取费用，以支付集体商品的成本费用。如果社团的成员资格可以商品化（在免费进入的情况下其商品化的价格是零），则社团实际上奉行私有制的原则；如果相反，则社团奉行公有制原则。后一种情形一般是政府治理结构，其他领域很难看到。
（三）正常情况下政府治理结构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公有制结构 诺斯认为，国家必须提供促进经济活动的公共物品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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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有另外一种认识：在公有制结构下，人人竞相使用有限的资源，都去追求超过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租金），结构必然导致租金损耗至零。因此，“把社会的大部分有价值的资源托付给这样一种结构的财产权，是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承担得了的”。公有制结构能否通过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则来限制人们的行为，以减少租金的消耗？张五常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其交易成本太高，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此，纯粹形式的公有制难得发现（1987b）。
有不少学者曾以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效率状况，来证明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的可行性。其实，据阿尔钦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政治制度环境而具有私营企业的特点（阿尔钦，1987）。即使如此，西方国家的国营企业的效率低下是普遍的。
（七）对实行传统公有制社会后果的批评
传统公有制的社会后果如何？黄仁宇对此有过深刻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预算约束不能硬化。看来，不仅企业有一个预算约束硬化问题，一切政府机构都有这个问题。如何硬化预算？黄仁宇有很精到的见解：“先要承认私有财产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才能有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进一步说，“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1991，159页）。我国历史学家秦晖、苏文证明我国封建社会并没有真正的私有制，而农民在本质上首先作为私有者才体现了他们的革命性（1996）。这是历史学家所看到的私有财产制度的重要性。
传统公有制的社会后果不止于此，传统公有制会刺激人们哪怕是卑微的享乐，在我国具体表现为人们对大城市生活的追逐。因为对私人财富积累的限制，人们无法通过私人财富的积累来弥补公共物品占有的不足，也就是说，私人财富的积累程度在任何不同地方没有大的差异，于是，人们必然追逐对公共物品的占有。而公共物品的供应一般在大城市相对丰裕，于是人们自然努力争取到大城市生活。这种情形特别会吸引知识资源较好的人到大城市去，他们的竞争条件比其他人要优越一些。更通俗地说，传统公有制不激励人们到艰苦的地方创业。美国近代有一大批中产阶级冒着生命危险去拓展西部边疆，只是因为西部边疆为人们提供了“较多的促进个人自身利益的机会”，使得边疆居民的性格是“物质主义的、好移动的、多才多艺的、有创造力的、豪爽的、乐观的和民族主义的”（比林顿，1974，下册，425－433）。相比之下，我们熟悉的情况是，传统公有制下人们总想坐享其成，失去了创业进取精神，只是一味地在政府供应产品的领域“拥挤”。有人用文化类型解释这种差异，其实与文化何干，只是制度差异而已！
三·传统公有制在实践中的异化 本文分析到这里，势必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传统公有制有许多弊端，为什么它可以存在这许多年？这个问题很值得单独讨论。这里的秘密在于：纯粹的公有制因其交易成本极高，人们便发明了一些制度来弱化公有产权的公共性质，使传统公有制发生了异化，也就是说，实践中的公有制背离了其经典内涵。就我国而言，对公有制的异化手段有：
1·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宪法规定的全民所有制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这是一些肯动脑筋的人早已发现的事实。但是，户籍制度却弥补了公有制激励功能的不足。你要进大城市，就可能会认真读书考大学；你要不听领导的话，就可能送你去农村接受改造。这就是激励。
2·转换工作的限制。人们从一个差的企业进入好的企业是受限制的，这也与全民所有制的性质相矛盾。不难理解，这也弥补了公有制激励功能的不足。
3·等级制度。传统公有制理论强调主人翁的意义，但事实上却广泛存在明显的或隐含的等级制度。我们对此再熟悉不过了。等级的存在保护了集团利益，否则有谁还会为自己的等级的晋升而努力？至于等级的晋升规则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了。
4·行政分割。行政分割对保护前三种异化手段起到了一种辅助作用。
要从两方面认识上述异化手段的作用。一方面，异化使传统公有制本来具有的僵化性有所减弱，而不至于崩溃。这是有历史证据的。例如，1958年曾试图取消各种异化形式，结果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各种异化形式终究不能解决传统公有制的固有弊端，因此，其效率仍是低下的。
四·现代公有制理论
现代经济学并不否认公有制的意义，只是否定前述传统公有制的意义。事实上，已经有现代的公有制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
（一）有效率的公有制只能针对某些公共物品来建立
公有制产权的产生与界定物品产权的交易成本有关。一般来说，在使用中排他性权利容易形成的私人物品，其产权界定的交易成本较低，因此应该建立私有产权制度；至于公共物品，情况就复杂了。某些公共物品在使用中容易“搭便车”，产权界定成本很高，很难做到“明晰化”，公有产权便有了存在的意义；“搭便车”现象的存在足以使任何公共物品的私有者不堪重负，其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在相当大的数量域里，公共物品一般具有边际成本接近零的特性，即是说“搭便车”的增加不一定导致成本相应增加，这就大大减弱了公共物品公有制的效率损失。 但是，不是所有公共物品都应该实行公有制，有些公共物品可以通过组成社团来享用，人们可以通过社团规则来解决“搭便车”问题。 概言之，公共物品的公有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公有制，它可以是一种有效率的、因而也是一种合理的公共产权制度。这一论点已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论点，并得到了广泛承认。即使最极端的自由主义之者，也不反对在一定条件下建立公共产权。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H·西蒙斯主张用政府的力量来缩小大企业和工会的规模，在这样的政策造成不可接受的效率损失的地方，他主张实行社会所有制（里德，1987）。
（二）社团理论
社团（Clubs）理论或俱乐部理论是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分支。严格地说，社团理论并非是研究公有制的理论，其最大的应用是用于分析政府权力分散化、等级制度以及财政联邦制等问题，但这一理论对理解公有制问题大有启示。 社团是一种组织，它对自己的成员提供分享的集体商品（一般在某种程度上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并按照某种平等的或有时是歧视性的规则向社团成员收取费用，以支付集体商品的成本费用。如果社团的成员资格可以商品化（在免费进入的情况下其商品化的价格是零），则社团实际上奉行私有制的原则；如果相反，则社团奉行公有制原则。后一种情形一般是政府治理结构，其他领域很难看到。
（三）正常情况下政府治理结构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公有制结构 诺斯认为，国家必须提供促进经济活动的公共物品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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