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术评
较为系统的领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大都采取了实地调研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成果来看普遍认为宗族文化对村民选举行为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分歧主要在于其影响的程度上。有学者认为宗族文化对选举影响的程度较小，甚至微不足道。如肖唐镖、唐晓腾等学者持这一观点；而大多数学者均指出了宗族文化对选举行为的影响度较高，“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社会性力量，特别是家族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人文基础，植根于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之中，并支配人们的政治社会行为。”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分歧可能受学者们所调查区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是本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影响村民选举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1．经济发展水平对选民行为影响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宗族派系在乡村选举中存在一定的影响，是影响选举的重要一维。例如，何包钢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乡村，由于经济类型多样化，经济利益多样化，宗氏家族的影响力减少了。生活水平高的人也更珍惜自己选票的价值。郎友兴对此也表示赞同，认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宗族在人们选择村主任时的影响力就小得多，选民一般就不会以家族、眼前利益为其投票取向。他又进一步指出，经济上比较成功、素质高、思想观念开放、见识广的村民能够超越家族、局部、个体的利益，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村主任的人选，在选择标准上会更趋向于理性。
2．宗族政治认同对选民行为影响的分析
从这一角度来研究选举行为的学者普遍认为对宗族家族具有认同感的村民具有稳定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其投票行为也较积极主动，反之则表现为参与冷漠。于建嵘、徐勇并没有直接分析政治认同对选举行为的影响，而是从侧面分析了政治认同对乡村政治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影响也必然会对村民选举行为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影响。于建嵘认为社区里那些因财富、德性或技能而获得绅权者，并不是通过什么政治规则“选举”出来的，而是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产生于舆论之中，是当地居民较为一致的内心认同。即他们是因“声望—而成为地方权威的。正如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在《非均衡的中国政治》中指出的，“声望”是由于人的特殊地位和才能而获得他人尊敬和服从的一种影响力。与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上的经济权力和强迫性的政治权力不同，声望以他人自觉尊敬和服从为条件，是由于被尊敬者的特殊地位和才能形成的，并能对社会产生较特殊的影响力。”徐勇也在《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对这一观点也有所涉及，他认为基于地缘、业缘形成的圈子也是影响乡村政治的重要因素。由于圈子能使人获得圈子以外无法获得的东西，因此圈子内的人有一种自我认同感。由此形成圈子的内聚力。许多事情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知道，许多好处也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享受。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圈子所影响。这里的“声望”、“圈子”可以理解为对其人或身份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无形之中影响了村民投票取向。而林少敏、吉青则从村民政治参与冷漠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参与的冷漠是农民认同感的缺失造成的。她们指出，走出村庄的人日益增多，村庄的自然边界和社会边界均被打破，村庄的共同生活遭到破坏，村民的共同体意识日渐淡薄。失去了对村庄的认同感。村民日益“原子化”和“边缘化”，导致了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度日益淡薄，利益关联度的淡薄又进一步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关注和认同，从而使村民不关心村庄的未来，自然缺乏参与的动力。
3．宗族和其它因素共同对选举行为影响的探析
有学者认为在当前农村，除宗族文化影响之外，姻亲关系、乡村习惯也是决定村民投票心理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孟庆尧在调查后发现，同族选举竞争直接导致了同族内部、甚至同族内部各支势力的分化和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选举的胜利不得不拉拢票源，姻亲的作用显现了出来。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姻亲关系以决定性的优势压倒宗族关系，在其调查地区虽然还不是很普遍，但姻亲关系的重要却的确已经为人们所深刻认识。林少敏认为，随着村民投票行为的理性化，导致了在选举中实际起作用的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前同宗同族的大家庭，而是扩大家庭的成员再加上其亲戚。一般来说，只要有本家族的人或与自己有姻缘关系和拟似血缘关系的人参加竞选，村民都会积极地去参与并把票投给本家族的人。这其中，既有维护和实现家族、本人的利益的考虑，也有为本家族争面子的心理。对此，朱秋霞把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网络家族”的概念，认为网络家族是当前农村的一种崭新却普遍的现象，体现在村委会选举中，便是宗族与姻亲共同起作用。
另外，尹利民、冯耀明对“乡村习惯”进行了系统分析。尹利民认为，宗族作为一种直接的意识和潜在的力量，借助一种“乡村习惯”来支配着村民的投票行为，进而影响村委会选举的结果。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乡村习惯”的背后因素是选民的投票取向。乡村习惯是村民的一种传统习俗，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思维方式的一种惯性，而这种思维惯性无不与层出不穷的宗族活动有关。冯耀明对此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从农民主观意愿来看，选举时不仅要考虑选能人，还要考虑选“本家人”。在宗族势力雄厚的地区，“本家人”更成为农民的首选，更多的村民也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应该投本家族人的票。由此可见，姻亲、乡村习惯也是影响村民选举行为的重要因素。
三、对农村直接选举中传统政治文化导向作用的审视
对农村直接选举中传统政治文化导向作用的审视，无疑是学术界关注最多，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之一。此类研究对于传统文化对如何影响选举行为的也进行了多角度、多视阈的阐释。一般而言，关注这方面的学者之学术旨趣在于对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关照，以建立与当代农村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学者目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小农意识影响选民行为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小农意识束缚了农民的行为，是造成农民政治参与冷漠的根源所在。如郑明怀认为，部分农民在小农意识支配下，往往将自身利益视为一切利益的中心，贪图蝇头小利，只看到眼前利益，容易被一些小恩小惠所蒙蔽，轻率地作出决定把票投给贿选者。尽管是两厢情愿，村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贿选者得到了选票，各得其所，似乎是实现了双赢，但是村民最终出卖的将是自己的直接利益。王丽华认为，农民头脑中长期存在的小农意识，也是影响村委会选举民主性的因素。农民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他们参与民主选举村干部，首要条件是未来的村干部是不是靠得住，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小农的依赖性使他们明哲保身， 《近年来学术界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术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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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发展水平对选民行为影响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宗族派系在乡村选举中存在一定的影响，是影响选举的重要一维。例如，何包钢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乡村，由于经济类型多样化，经济利益多样化，宗氏家族的影响力减少了。生活水平高的人也更珍惜自己选票的价值。郎友兴对此也表示赞同，认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宗族在人们选择村主任时的影响力就小得多，选民一般就不会以家族、眼前利益为其投票取向。他又进一步指出，经济上比较成功、素质高、思想观念开放、见识广的村民能够超越家族、局部、个体的利益，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村主任的人选，在选择标准上会更趋向于理性。
2．宗族政治认同对选民行为影响的分析
从这一角度来研究选举行为的学者普遍认为对宗族家族具有认同感的村民具有稳定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其投票行为也较积极主动，反之则表现为参与冷漠。于建嵘、徐勇并没有直接分析政治认同对选举行为的影响，而是从侧面分析了政治认同对乡村政治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影响也必然会对村民选举行为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影响。于建嵘认为社区里那些因财富、德性或技能而获得绅权者，并不是通过什么政治规则“选举”出来的，而是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产生于舆论之中，是当地居民较为一致的内心认同。即他们是因“声望—而成为地方权威的。正如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在《非均衡的中国政治》中指出的，“声望”是由于人的特殊地位和才能而获得他人尊敬和服从的一种影响力。与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上的经济权力和强迫性的政治权力不同，声望以他人自觉尊敬和服从为条件，是由于被尊敬者的特殊地位和才能形成的，并能对社会产生较特殊的影响力。”徐勇也在《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对这一观点也有所涉及，他认为基于地缘、业缘形成的圈子也是影响乡村政治的重要因素。由于圈子能使人获得圈子以外无法获得的东西，因此圈子内的人有一种自我认同感。由此形成圈子的内聚力。许多事情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知道，许多好处也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享受。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圈子所影响。这里的“声望”、“圈子”可以理解为对其人或身份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无形之中影响了村民投票取向。而林少敏、吉青则从村民政治参与冷漠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参与的冷漠是农民认同感的缺失造成的。她们指出，走出村庄的人日益增多，村庄的自然边界和社会边界均被打破，村庄的共同生活遭到破坏，村民的共同体意识日渐淡薄。失去了对村庄的认同感。村民日益“原子化”和“边缘化”，导致了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度日益淡薄，利益关联度的淡薄又进一步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关注和认同，从而使村民不关心村庄的未来，自然缺乏参与的动力。
3．宗族和其它因素共同对选举行为影响的探析
有学者认为在当前农村，除宗族文化影响之外，姻亲关系、乡村习惯也是决定村民投票心理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孟庆尧在调查后发现，同族选举竞争直接导致了同族内部、甚至同族内部各支势力的分化和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选举的胜利不得不拉拢票源，姻亲的作用显现了出来。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姻亲关系以决定性的优势压倒宗族关系，在其调查地区虽然还不是很普遍，但姻亲关系的重要却的确已经为人们所深刻认识。林少敏认为，随着村民投票行为的理性化，导致了在选举中实际起作用的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前同宗同族的大家庭，而是扩大家庭的成员再加上其亲戚。一般来说，只要有本家族的人或与自己有姻缘关系和拟似血缘关系的人参加竞选，村民都会积极地去参与并把票投给本家族的人。这其中，既有维护和实现家族、本人的利益的考虑，也有为本家族争面子的心理。对此，朱秋霞把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网络家族”的概念，认为网络家族是当前农村的一种崭新却普遍的现象，体现在村委会选举中，便是宗族与姻亲共同起作用。
另外，尹利民、冯耀明对“乡村习惯”进行了系统分析。尹利民认为，宗族作为一种直接的意识和潜在的力量，借助一种“乡村习惯”来支配着村民的投票行为，进而影响村委会选举的结果。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乡村习惯”的背后因素是选民的投票取向。乡村习惯是村民的一种传统习俗，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思维方式的一种惯性，而这种思维惯性无不与层出不穷的宗族活动有关。冯耀明对此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从农民主观意愿来看，选举时不仅要考虑选能人，还要考虑选“本家人”。在宗族势力雄厚的地区，“本家人”更成为农民的首选，更多的村民也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应该投本家族人的票。由此可见，姻亲、乡村习惯也是影响村民选举行为的重要因素。
三、对农村直接选举中传统政治文化导向作用的审视
对农村直接选举中传统政治文化导向作用的审视，无疑是学术界关注最多，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之一。此类研究对于传统文化对如何影响选举行为的也进行了多角度、多视阈的阐释。一般而言，关注这方面的学者之学术旨趣在于对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关照，以建立与当代农村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学者目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小农意识影响选民行为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小农意识束缚了农民的行为，是造成农民政治参与冷漠的根源所在。如郑明怀认为，部分农民在小农意识支配下，往往将自身利益视为一切利益的中心，贪图蝇头小利，只看到眼前利益，容易被一些小恩小惠所蒙蔽，轻率地作出决定把票投给贿选者。尽管是两厢情愿，村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贿选者得到了选票，各得其所，似乎是实现了双赢，但是村民最终出卖的将是自己的直接利益。王丽华认为，农民头脑中长期存在的小农意识，也是影响村委会选举民主性的因素。农民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他们参与民主选举村干部，首要条件是未来的村干部是不是靠得住，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小农的依赖性使他们明哲保身， 《近年来学术界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术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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