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术评
最怕得罪人，尤其怕得罪干部。王守智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权威崇拜”、“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深深地积淀在农民的内心深处，影响着当代农民的心理、行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被动接受命运、不思进取的心理习惯严重束缚着广大农民的行为选择。李瑞存也对此持同一观点。
2．对村民“官本位”心理影响选民行为的分析
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面子观”心理也是影响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村民的选举行为。于建嵘在岳村调查后发现，主导村民投票行为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有关社区的公共秩序的需要和个人的面子、声望。村民们参与选举并不希望从集体中获得什么，而是希望能因此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和公平的生存环境。那些愿意作为村委会干部的参选者，看重的主要不是这个职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主要的是有关本人在乡村社会的地位和面子。由此提高了参选者的积极性。阎云翔在1996年出版的《礼物的流动》一书中指出，在乡村社会的流动中，“面子”的概念作为一种道德约束，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对社会脸面的追求促使家族和网络家族中的成员都积极地参与选举活动。杜赞齐对此也有相关论述，在经营他的“权力文化网络”时，认为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赵国宝认为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官本位”的情结，就有一种对政治权力非常态的崇拜心理。中国农民这种心理加上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和统治阶级有意的忠孝观念的灌输，使中国农民失却了自身的主体性，很容易形成一种人格依附。
3．对村民功利性影响选民行为的剖析
农民狭隘的功利主义取向对选举行为的影响，学术界从经济视角进行探讨的较多，而从文化视角分析的较少。周晓虹在《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认为，农民需要的层次低，目光短浅，重视眼前的实际利益。造成农民的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是农民的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的奢望，所以极其看重眼前的利益。大部分学者主要是从经济的视角进行的分析，指出了功利性思想对选举行为的制约性。如于建嵘通过调查认为，无论是投票者还是竞选者，最为直接的效用目标是经济利益。因此，通过选举行为，以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为自己家庭利益寻求代表者，是村民们参与选举最为根本性的功利目的。这就是农户成为了乡村政治行动者最为直接的原因。张继兰认为部分村民是否参加选举，首先要看选举是否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而定，有好处就参与，没好处就弃权，有利可图才参加选举。其次根据利益多少决定选谁。一般来说，谁出的价格高手中的选票就给谁。总之，在当前大陆的农村，“利益无疑是其最终诉求和终极定位。”农民的功利主义取向严重歪曲了选举的实质，破坏了民主的原义，背离了民主的要旨，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
4．对村民“无为心理”影响选民行为的探析
学术界对这一心理研究的较少，更没有对之进行系统研究的，只是在其著作中有所涉及。像陈吉元、胡必亮在所著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一书中认为农民将自己的需要仅仅局限在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需要上，维持在最低生存线的位置上，至于社会上的追求、精神上的追求皆不存在。传统社会为典型的等级社会，农民的身份最卑下，最被人看不起。而要想改变这一切，难上加难。于是，他们用宿命论来解释这一切，认为人的财富、贵贱是命中注定的，即所谓“人不能与命抗争。”李国珍则通过调查实践发现，村民在投票时有“自己不想当，选谁都可以”心理的占有很大比例，这种“无为”的集体无意识严重影响着村民的行为，制约着村民投票积极性的发挥。这种心理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行为的影响表现在中国人特有的“独善其身”、“个人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中庸”等的文化情结。通过以上分析，陈吉元、胡必亮的理论分析与李国珍的调查发现是不谋而合的，其调查结果直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说明这一心理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
5．对臣民心态影响选民行为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由于地域的封闭性、现代经济文化的落后性、生存方式的传统性制约了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缺乏主人翁意识，存在着依附、臣属心态，从而形成了对选举权的冷漠。王嘉栋认为长期的臣民思想使村民保持一种被动的心态，长期的伦理道德塑造出的农民政治主体意识的缺失，在政治生活领域表现为习惯于依附权威和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主动性。肖唐镖、唐晓腾等也认为，大部分村的村民选举中虽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具有参与的愿望，但是由于“臣民心态”存在，他们的生存状况和过去一场场形式主义的动员式政治活动的记忆，又使他们有强烈的政治无力感和不信任感。因此他们有着“积极地参与意识与不甚积极的参与活动”。王丽华和李增元是从臣民型政治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王丽华认为农民存在的“臣民心态”导致了选举过程中采取消极逃避和随大流的态度，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被领导、被控制的状态，他们对自己的政治权利不明白，对政治态度很淡漠，面对选举操作中的作弊现象，选择的是沉默或仅是私下发牢骚。李增元对此也表示赞同，认为“大部分中国人民缺乏一种民主的意识和追求民主的责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长期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专制，使人民的思想趋向保守和中庸。公民对政治心存疑虑或不参与，就形成了政治冷漠。”通过上述内容，我们看到，诸位学者的研究虽然选取的角度不同，对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也不一样，但他们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均说明了传统政治文化对选举行为影响和束缚的一面。同时他们的研究也极大地推进了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四、农村直接选举中不同文化之间冲突对选举行为影响的挖掘
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农民价值选择冲突这一视角出发，实地调查、理论研究兼而有之。普遍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的环境中，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与现代文化、现代观念等并存，出现了农民在选举时的心理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从而导致了选举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陈吉元、胡必亮在《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中从理论层次上分析了两种文化冲突时对人们内在心理的反应，并对其反应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村庄二元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术评(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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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村民“官本位”心理影响选民行为的分析
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面子观”心理也是影响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村民的选举行为。于建嵘在岳村调查后发现，主导村民投票行为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有关社区的公共秩序的需要和个人的面子、声望。村民们参与选举并不希望从集体中获得什么，而是希望能因此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和公平的生存环境。那些愿意作为村委会干部的参选者，看重的主要不是这个职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主要的是有关本人在乡村社会的地位和面子。由此提高了参选者的积极性。阎云翔在1996年出版的《礼物的流动》一书中指出，在乡村社会的流动中，“面子”的概念作为一种道德约束，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对社会脸面的追求促使家族和网络家族中的成员都积极地参与选举活动。杜赞齐对此也有相关论述，在经营他的“权力文化网络”时，认为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赵国宝认为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官本位”的情结，就有一种对政治权力非常态的崇拜心理。中国农民这种心理加上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和统治阶级有意的忠孝观念的灌输，使中国农民失却了自身的主体性，很容易形成一种人格依附。
3．对村民功利性影响选民行为的剖析
农民狭隘的功利主义取向对选举行为的影响，学术界从经济视角进行探讨的较多，而从文化视角分析的较少。周晓虹在《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认为，农民需要的层次低，目光短浅，重视眼前的实际利益。造成农民的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是农民的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的奢望，所以极其看重眼前的利益。大部分学者主要是从经济的视角进行的分析，指出了功利性思想对选举行为的制约性。如于建嵘通过调查认为，无论是投票者还是竞选者，最为直接的效用目标是经济利益。因此，通过选举行为，以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为自己家庭利益寻求代表者，是村民们参与选举最为根本性的功利目的。这就是农户成为了乡村政治行动者最为直接的原因。张继兰认为部分村民是否参加选举，首先要看选举是否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而定，有好处就参与，没好处就弃权，有利可图才参加选举。其次根据利益多少决定选谁。一般来说，谁出的价格高手中的选票就给谁。总之，在当前大陆的农村，“利益无疑是其最终诉求和终极定位。”农民的功利主义取向严重歪曲了选举的实质，破坏了民主的原义，背离了民主的要旨，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
4．对村民“无为心理”影响选民行为的探析
学术界对这一心理研究的较少，更没有对之进行系统研究的，只是在其著作中有所涉及。像陈吉元、胡必亮在所著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一书中认为农民将自己的需要仅仅局限在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需要上，维持在最低生存线的位置上，至于社会上的追求、精神上的追求皆不存在。传统社会为典型的等级社会，农民的身份最卑下，最被人看不起。而要想改变这一切，难上加难。于是，他们用宿命论来解释这一切，认为人的财富、贵贱是命中注定的，即所谓“人不能与命抗争。”李国珍则通过调查实践发现，村民在投票时有“自己不想当，选谁都可以”心理的占有很大比例，这种“无为”的集体无意识严重影响着村民的行为，制约着村民投票积极性的发挥。这种心理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行为的影响表现在中国人特有的“独善其身”、“个人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中庸”等的文化情结。通过以上分析，陈吉元、胡必亮的理论分析与李国珍的调查发现是不谋而合的，其调查结果直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说明这一心理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
5．对臣民心态影响选民行为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由于地域的封闭性、现代经济文化的落后性、生存方式的传统性制约了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缺乏主人翁意识，存在着依附、臣属心态，从而形成了对选举权的冷漠。王嘉栋认为长期的臣民思想使村民保持一种被动的心态，长期的伦理道德塑造出的农民政治主体意识的缺失，在政治生活领域表现为习惯于依附权威和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主动性。肖唐镖、唐晓腾等也认为，大部分村的村民选举中虽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具有参与的愿望，但是由于“臣民心态”存在，他们的生存状况和过去一场场形式主义的动员式政治活动的记忆，又使他们有强烈的政治无力感和不信任感。因此他们有着“积极地参与意识与不甚积极的参与活动”。王丽华和李增元是从臣民型政治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王丽华认为农民存在的“臣民心态”导致了选举过程中采取消极逃避和随大流的态度，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被领导、被控制的状态，他们对自己的政治权利不明白，对政治态度很淡漠，面对选举操作中的作弊现象，选择的是沉默或仅是私下发牢骚。李增元对此也表示赞同，认为“大部分中国人民缺乏一种民主的意识和追求民主的责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长期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专制，使人民的思想趋向保守和中庸。公民对政治心存疑虑或不参与，就形成了政治冷漠。”通过上述内容，我们看到，诸位学者的研究虽然选取的角度不同，对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也不一样，但他们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均说明了传统政治文化对选举行为影响和束缚的一面。同时他们的研究也极大地推进了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四、农村直接选举中不同文化之间冲突对选举行为影响的挖掘
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农民价值选择冲突这一视角出发，实地调查、理论研究兼而有之。普遍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的环境中，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与现代文化、现代观念等并存，出现了农民在选举时的心理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从而导致了选举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陈吉元、胡必亮在《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中从理论层次上分析了两种文化冲突时对人们内在心理的反应，并对其反应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村庄二元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术评(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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