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所得税制的思考
，居民消费支出发生了变化，原来由政府包揽的福利支出（公有住房、公费医疗以及子女教育费用等）全部或部分转为个人负担；食品、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比1994年有较大增幅。这些客观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应该向上提高，许多学者认为1500元较合宜，否则，是对较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费用征税。
扣除范围，国际上通常包括成本费用、生计费用和个人特许扣除三部分。我国只设计统一扣除额，法定扣除额设计与实际生活负担存在较大差距，不能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纵向公平性也就无从体现。
同时，对居民与非居民适用不同的扣除额标准，对非居民附加扣除3200元，适用4000元的月扣除标准，而对本国居民的实际负担范围变化却没能及时调整扣除额标准，致使两者相差5倍，形成对本国居民的政策歧视，无法实现横向公平。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实施时，表现为征管无力
1.工薪阶层成为实际纳税主体。如图6所示，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劳动所得，尤其是工薪收入已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收入来源，工资薪金项目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近50%[4]。1999年开征利息税后，比例有所下降。而且，工薪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增长远远高于职工工资总额增长（如图7所示），工薪阶层税收负担明显过重[5]。
附图
图6 个人所得税各项目比重
附图
图7 职工工资和工薪所得个税增长比例
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税收负担极轻。例如，广州市2000年84.69亿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中，高收入者的税收仅占2.33%[6]。目前，我国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纳税主体，使个人所得税存在逆向调节，未能体现再分配功能，深深地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2.最高边际税率形同虚设。我国工薪所得按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工薪阶层的收入扣除800元后，只有极少部分人须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这部分人中的绝大部分也只适用5%和10%的前两档税率，第5至9级税率基本上不发生作用，部分税率并无实用价值。特别是，我国最高税率45%在现实中极少运用，只起象征性作用，有其名而无其实，形同虚设。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名义税率过高，实际税率很低，仍然存在进一步提高实际边际税率的空间。因此，可以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累进程度，尤其是对资本所得。
3.税收流失严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个人所得日趋多元化、隐蔽化、分散化，征管工作难度加大。实物分配和权益所得未纳入征收范围，影响了税收的调节力度。个人所得税收人中，巨额灰色、黑色收入（偷税逃税、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腐败和违法所得收入）游离于个人所得税调节之外，靠权力、地位取得的实物性分配或服务也没有纳入征税范围，存在“权益逃避纳税，劣币优于良币”的现象。因此，必须加大对9类高收入行业、单位和9类高收入个人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防止个人所得税流失。
总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设计和实施对公平原则体现不够，没有按照边际效用相等原则分配税负，极大地挫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收入分配的理想结构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这既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也符合“共同富裕”的原则。今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应充分体现再分配原则，加快高收入者收入向低收入者的转移，缩小贫富差距。目前可作的选择是增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尤其是增大高收入者税负，使高收入者做出更多贡献，减轻较低收入者税收税负。同时，完善所得税制必须与严格执法、加强征管相结合，以防止税收流失，削弱再分配的力度。
（三）关于个人所得税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曾在《中国企业报》（2001年10月29日）撰文《“十五”期间税制改革其他的若干思考》指出：“十五”期间可以考虑①将个人所得税列为共享税，②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减少级数，③取消800元起征点，实行全民征税。顾海兵教授关于提高起征点的观点引起一场“是否全民征税”的争论，降低累进税率的观点似乎得到理论界和老百姓的认同。
1.是否全民征税？实际上，这涉及税收的目的是聚财还是再分配的问题。目标模式的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选择标准与各国的经济发展快慢、人民生活水平高低、贫富差距大小、社会稳定程度以及传统文化背景有关。有学者从该税种发展的世界史出发，认为应该先以聚财为目的，尔后再以再分配为目的。在早期，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总是与战争筹款相连的，然后各国才将个人所得税与再分配相联系。如果以聚财为目的，则应对所有的收入征税，并降低边际税率；如果以再分配为目的，则应提高免征额，提高或维持现有边际税率。目前，我国突出的问题表现在贫富差距过大，人民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越来越大，况且一部分人的富裕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结果，或者说是竞争起点优势的结果，甚至是非法行为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应该以再分配为目的。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公平，也有利于增进社会经济福利。
2.是否减税？国际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减税，上面理论分析的结论似乎与之相矛盾。原因何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应如何改革呢？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从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出发，有人主张提高个人所得税率；反对者从世界各国减税趋势出发，从效率出发，主张减税。至于说到世界各国的减税趋势，我们应该注意几点：第一，应该把对企业的减税和对个人收入的减税区别开来，对企业的减税比对个人收入的减税更普遍。第二，除美国外，其他工业国贫富差别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同时工业国，尤其是高福利国家，劳动力成本过高已成为就业及国际竞争力的障碍，所以降低过高的边际税率是有空间的。中国贫富差别较大的问题更需要用个人所得税来调节。第三，美国是世界范围内减税的领头羊，其中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但代价是美国财政已形成额额赤字和贫富差别加剧，富人从减税中获得巨大好处，而与2300多万穷人无关。现在评价布什的减税政策还为时尚早。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是否减税、减何种税、减多少税等等，而不是简单照搬他国的政策。
总之，适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机制，一方面是既要得到最多的税收又要保证最少的
【参考文献】
[1][2][6] 董树奎.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现状的分析[J].研究，2002.
[3] 吕江林.论我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J].财经，2002.
[4] 刘丽坚.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J].税务研究，2002.
[5] 刘广仲.税制结构与收入调节[J].税务研究，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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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范围，国际上通常包括成本费用、生计费用和个人特许扣除三部分。我国只设计统一扣除额，法定扣除额设计与实际生活负担存在较大差距，不能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纵向公平性也就无从体现。
同时，对居民与非居民适用不同的扣除额标准，对非居民附加扣除3200元，适用4000元的月扣除标准，而对本国居民的实际负担范围变化却没能及时调整扣除额标准，致使两者相差5倍，形成对本国居民的政策歧视，无法实现横向公平。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实施时，表现为征管无力
1.工薪阶层成为实际纳税主体。如图6所示，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劳动所得，尤其是工薪收入已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收入来源，工资薪金项目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近50%[4]。1999年开征利息税后，比例有所下降。而且，工薪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增长远远高于职工工资总额增长（如图7所示），工薪阶层税收负担明显过重[5]。
附图
图6 个人所得税各项目比重
附图
图7 职工工资和工薪所得个税增长比例
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税收负担极轻。例如，广州市2000年84.69亿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中，高收入者的税收仅占2.33%[6]。目前，我国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纳税主体，使个人所得税存在逆向调节，未能体现再分配功能，深深地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2.最高边际税率形同虚设。我国工薪所得按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工薪阶层的收入扣除800元后，只有极少部分人须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这部分人中的绝大部分也只适用5%和10%的前两档税率，第5至9级税率基本上不发生作用，部分税率并无实用价值。特别是，我国最高税率45%在现实中极少运用，只起象征性作用，有其名而无其实，形同虚设。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名义税率过高，实际税率很低，仍然存在进一步提高实际边际税率的空间。因此，可以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累进程度，尤其是对资本所得。
3.税收流失严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个人所得日趋多元化、隐蔽化、分散化，征管工作难度加大。实物分配和权益所得未纳入征收范围，影响了税收的调节力度。个人所得税收人中，巨额灰色、黑色收入（偷税逃税、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腐败和违法所得收入）游离于个人所得税调节之外，靠权力、地位取得的实物性分配或服务也没有纳入征税范围，存在“权益逃避纳税，劣币优于良币”的现象。因此，必须加大对9类高收入行业、单位和9类高收入个人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防止个人所得税流失。
总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设计和实施对公平原则体现不够，没有按照边际效用相等原则分配税负，极大地挫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收入分配的理想结构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这既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也符合“共同富裕”的原则。今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应充分体现再分配原则，加快高收入者收入向低收入者的转移，缩小贫富差距。目前可作的选择是增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尤其是增大高收入者税负，使高收入者做出更多贡献，减轻较低收入者税收税负。同时，完善所得税制必须与严格执法、加强征管相结合，以防止税收流失，削弱再分配的力度。
（三）关于个人所得税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曾在《中国企业报》（2001年10月29日）撰文《“十五”期间税制改革其他的若干思考》指出：“十五”期间可以考虑①将个人所得税列为共享税，②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减少级数，③取消800元起征点，实行全民征税。顾海兵教授关于提高起征点的观点引起一场“是否全民征税”的争论，降低累进税率的观点似乎得到理论界和老百姓的认同。
1.是否全民征税？实际上，这涉及税收的目的是聚财还是再分配的问题。目标模式的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选择标准与各国的经济发展快慢、人民生活水平高低、贫富差距大小、社会稳定程度以及传统文化背景有关。有学者从该税种发展的世界史出发，认为应该先以聚财为目的，尔后再以再分配为目的。在早期，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总是与战争筹款相连的，然后各国才将个人所得税与再分配相联系。如果以聚财为目的，则应对所有的收入征税，并降低边际税率；如果以再分配为目的，则应提高免征额，提高或维持现有边际税率。目前，我国突出的问题表现在贫富差距过大，人民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越来越大，况且一部分人的富裕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结果，或者说是竞争起点优势的结果，甚至是非法行为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应该以再分配为目的。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公平，也有利于增进社会经济福利。
2.是否减税？国际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减税，上面理论分析的结论似乎与之相矛盾。原因何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应如何改革呢？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从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出发，有人主张提高个人所得税率；反对者从世界各国减税趋势出发，从效率出发，主张减税。至于说到世界各国的减税趋势，我们应该注意几点：第一，应该把对企业的减税和对个人收入的减税区别开来，对企业的减税比对个人收入的减税更普遍。第二，除美国外，其他工业国贫富差别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同时工业国，尤其是高福利国家，劳动力成本过高已成为就业及国际竞争力的障碍，所以降低过高的边际税率是有空间的。中国贫富差别较大的问题更需要用个人所得税来调节。第三，美国是世界范围内减税的领头羊，其中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但代价是美国财政已形成额额赤字和贫富差别加剧，富人从减税中获得巨大好处，而与2300多万穷人无关。现在评价布什的减税政策还为时尚早。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是否减税、减何种税、减多少税等等，而不是简单照搬他国的政策。
总之，适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机制，一方面是既要得到最多的税收又要保证最少的
人受伤害；另一方面是要通过负所得税使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这种目标是可以通过免征额、起点税率、边际税率以及负所得税率等等的科学组合而达成或接近达成的。至少可以肯定地说，通过个人所得税率机制的科学设计，我们可以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一个接近合理的选择，而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对立。
【参考文献】
[1][2][6] 董树奎.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现状的分析[J].研究，2002.
[3] 吕江林.论我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J].财经，2002.
[4] 刘丽坚.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J].税务研究，2002.
[5] 刘广仲.税制结构与收入调节[J].税务研究，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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