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费用负担和付费方式选择
参与者共同承担。再次，高等教育服务的接受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正所谓“今日我以×大为荣，明日×大以我为荣”，诸如芝加哥? 笱У呐当炊?被竦谜撸??炒笱У牟际病⒖肆侄佟⑿〔际病＃└叩冉逃?蔷憷植课锲罚?饺司陀Φ蔽?渲Ц斗延茫?馐堑谝徊糠值慕崧郏?彩侨?牡睦砺刍? ?/P>
二、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
高等教育提供的是服务，这种服务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生产性服务。一方面教育服务对劳动的再生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7]强调对普通劳动力微乎其微也正体现了高等教育对提升劳动力从事复杂劳动的技能的作用。既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中包括教育费用，由谁支付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这种服务一旦与人体结合，就会形成潜在的人力资本，而潜在的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奖形成真正的人力资本，并带来巨大的收益。然而通过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Rosen，1985），同时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离（Becker, 1993），因而人力资本不可能像物质资本的产权通过分割来降低风险（其载体无法分割），这就要求受教育者依据“利益获得原则”（谁从教育中获得收益，谁就应支付教育的经费，支付的数额与获益得多少成正比）买断人力资本全部产权。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支付高等教育费用，就是买断人力资本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政府制定计划。学生免费入学，公费医疗，毕业生统一分配。对不服从分配者取消分配资格作为惩罚，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同时作为对未受教育者的补偿，人为缩小受教育者的工资收入，使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与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别小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别，即受教育者多为社会作贡献。其理论依据是:由政府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投资收益属于整个社会，私人不因人力资本存量而享有收益索取权。
从过程上看，这一套制度并无不妥之处，但是由于先天原因，它和计划经济下诸多制度一样存在严重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严重阻碍劳动力自主选择和和自由流动，抑制教育的配置能力[8]。“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固然强调了党和政府配置人力资本的强大能力，在人力资本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因为这种强制力，才完成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人力资本贫乏，就更应当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人力资本较强的专属性，挪作他用不但是对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配置要求①计划者有充分信息②计划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取向或价值取向相同，即目标函数相同，因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存在、不可能定理使得上述条件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浪费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限制人力资本载体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导致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割，就决定了人力资本运用程度取决于载体的主观能动性。一般而言，只有载体的兴趣爱好得到满足、创造欲望在一定条件下激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当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需求层次得到满足时，“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一定能成为什么”（Maslow, 1954）[9]。要想让人力资本所有者发挥潜力，就需要消除不满意，提供满意（Herzberg, 1959）[10]，满足其权力需求，归属需求，成就需求（McClelland，1953）[11]。用人单位被动接受毕业生，学生不能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偏好选择适当的职业和工作单位，最终结果只能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因此过分强调螺丝钉的崇高境界，不但不能使社会人自我实现，更是对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侵害。如果不考虑民族情感，那么在既定范围内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以达成自我实现的情况下，为避免人力资本贬值，向外发展是唯一的选择，智力外流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以结构平等代替机会平等，抹煞三大差别，扭曲劳动价值论。单纯追求收入分配数额平等，是表面的公平，只有机会平等，让每个成员都享有同等的可获得的机会、可参与的程度、可进入的领域，才是真正的公平。抹杀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重复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差别，不仅使劳动者收入的层次没有按照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得以反映，也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扭曲。
这种制度严重影响了正确观念的树立，即高等教育只是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非就业本身，以至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人怀念分配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享有人力资本产权，自主择业，并为形成这种人力资本的高等教育支付费用，不是负担，而是权利。如果仍要求回到政府分配的老路上，不过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放弃产权罢了（这应当看作是民主意识不足的结果，于制度本身无关）。马克思早就说过，“凡是工人有这种支出的时候，这种支出都是生产的，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12]，“而劳动能力所以是生产的，是因为它的价值和它创造的价值之间有差别。”[13]，这部分被资本家拿去了，“但是，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劳动剩余，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也就是说他创造新价值。”[14]，“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5]，那么，个人就应当为这种提升其劳动能力的教育支付费用。
三、私人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可能性
Jee-Peng Tan 和Alain Mingat 1992年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NP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经回归分析[16]（李文利、闵维方，2001），这一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人均GNP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模拟
资料来源:李文利、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现状和潜力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1（2）本表假设人口负担率0.5不变。人口负担率（dependency ratio）指14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占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
由表1可知，在既定的人口负担率0.5下，随着人均GNP的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上升趋势。人均GNP为750美元时，毛入学率为15.5%，人均GNP为2000美元时，毛入学率为19.09%。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负担水平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理论上完全可以达到15%这一2010年的政策目标。但现实中2000年毛入学率仅为11%，与模拟值相差4%。如此大的差异，从表象上看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有关，本质上则是现行高等教育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即在僵化体制下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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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
高等教育提供的是服务，这种服务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生产性服务。一方面教育服务对劳动的再生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7]强调对普通劳动力微乎其微也正体现了高等教育对提升劳动力从事复杂劳动的技能的作用。既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中包括教育费用，由谁支付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这种服务一旦与人体结合，就会形成潜在的人力资本，而潜在的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奖形成真正的人力资本，并带来巨大的收益。然而通过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Rosen，1985），同时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离（Becker, 1993），因而人力资本不可能像物质资本的产权通过分割来降低风险（其载体无法分割），这就要求受教育者依据“利益获得原则”（谁从教育中获得收益，谁就应支付教育的经费，支付的数额与获益得多少成正比）买断人力资本全部产权。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支付高等教育费用，就是买断人力资本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政府制定计划。学生免费入学，公费医疗，毕业生统一分配。对不服从分配者取消分配资格作为惩罚，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同时作为对未受教育者的补偿，人为缩小受教育者的工资收入，使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与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别小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别，即受教育者多为社会作贡献。其理论依据是:由政府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投资收益属于整个社会，私人不因人力资本存量而享有收益索取权。
从过程上看，这一套制度并无不妥之处，但是由于先天原因，它和计划经济下诸多制度一样存在严重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严重阻碍劳动力自主选择和和自由流动，抑制教育的配置能力[8]。“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固然强调了党和政府配置人力资本的强大能力，在人力资本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因为这种强制力，才完成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人力资本贫乏，就更应当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人力资本较强的专属性，挪作他用不但是对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配置要求①计划者有充分信息②计划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取向或价值取向相同，即目标函数相同，因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存在、不可能定理使得上述条件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浪费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限制人力资本载体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导致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割，就决定了人力资本运用程度取决于载体的主观能动性。一般而言，只有载体的兴趣爱好得到满足、创造欲望在一定条件下激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当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需求层次得到满足时，“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一定能成为什么”（Maslow, 1954）[9]。要想让人力资本所有者发挥潜力，就需要消除不满意，提供满意（Herzberg, 1959）[10]，满足其权力需求，归属需求，成就需求（McClelland，1953）[11]。用人单位被动接受毕业生，学生不能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偏好选择适当的职业和工作单位，最终结果只能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因此过分强调螺丝钉的崇高境界，不但不能使社会人自我实现，更是对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侵害。如果不考虑民族情感，那么在既定范围内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以达成自我实现的情况下，为避免人力资本贬值，向外发展是唯一的选择，智力外流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以结构平等代替机会平等，抹煞三大差别，扭曲劳动价值论。单纯追求收入分配数额平等，是表面的公平，只有机会平等，让每个成员都享有同等的可获得的机会、可参与的程度、可进入的领域，才是真正的公平。抹杀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重复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差别，不仅使劳动者收入的层次没有按照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得以反映，也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扭曲。
这种制度严重影响了正确观念的树立，即高等教育只是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非就业本身，以至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人怀念分配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享有人力资本产权，自主择业，并为形成这种人力资本的高等教育支付费用，不是负担，而是权利。如果仍要求回到政府分配的老路上，不过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放弃产权罢了（这应当看作是民主意识不足的结果，于制度本身无关）。马克思早就说过，“凡是工人有这种支出的时候，这种支出都是生产的，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12]，“而劳动能力所以是生产的，是因为它的价值和它创造的价值之间有差别。”[13]，这部分被资本家拿去了，“但是，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劳动剩余，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也就是说他创造新价值。”[14]，“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5]，那么，个人就应当为这种提升其劳动能力的教育支付费用。
三、私人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可能性
Jee-Peng Tan 和Alain Mingat 1992年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NP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经回归分析[16]（李文利、闵维方，2001），这一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人均GNP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模拟
资料来源:李文利、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现状和潜力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1（2）本表假设人口负担率0.5不变。人口负担率（dependency ratio）指14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占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
由表1可知，在既定的人口负担率0.5下，随着人均GNP的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上升趋势。人均GNP为750美元时，毛入学率为15.5%，人均GNP为2000美元时，毛入学率为19.09%。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负担水平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理论上完全可以达到15%这一2010年的政策目标。但现实中2000年毛入学率仅为11%，与模拟值相差4%。如此大的差异，从表象上看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有关，本质上则是现行高等教育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即在僵化体制下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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