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费用负担和付费方式选择
的教育投入比例过低的表现，这就要求私人承担更多的高等教育费用。以下分析居民对高等教育费用的承受能力。
第一，过度需求对高位学费形成有力支撑。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高等教育需求过度现象十分普遍。其原因是：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量补贴，私人能以较低成本获得巨大收益，即私人收益过高学费相对较低。而在由学费和在校生人数构成的高等教育市场上，私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曲线是下倾的，当价格（学费水平）过低而没有达到均衡水平时，必然造成即定价格下的过度需求。只要学费水平逐步提高，过度需求就会逐渐减弱，最终达到供求平衡。均衡价格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学费提高的过程。
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高等教育的现实支付能不断增强。对中国家庭来说，由于传统文化洗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迫切希望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但需求是有购买力的欲望，因收入限制，往往有效需求不足，甚至一些家长为了满足子女的高层次需求而放弃自我的低层次需求[17]。因此，收入水平提高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决定意义。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三个阶段或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阶段，恩格尔系数缓慢降低，教育支出比例不变，居民能够将更多的资金用于高等教育消费。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收入提高的初始阶段。此时，尽管私人收入增加，但大部分增长被物价上涨抵消，因而居民消费仍以生计消费为主，具有一定奢侈性的高等教育消费暂不考虑。于是恩格尔系数变化不大，教育消费支出比例亦无明显变化；第二阶段，恩格尔系数迅速降低，高等教育支出比例迅速上升[18]。此时生计消费已趋于稳定，经济增长放缓，新增收入主要用于服务性消费，特别是高等教育消费。消费相当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群还未摆脱生计消费，但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发展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只要提供足够数量并且合理的机会，居民有充分的教育投资动机；第三阶段，恩格尔系数降低趋缓，居民实际教育支付能力大为增强。此时居民的食品类消费不再是简单的生计消费，而由数量扩张型转向质量提高型，因而恩格尔系数不再发生显著变化。但在前述阶段积累的消费支出比例和继续增加的收入双重作用下，居民有能力承担更高的高等教育费用[19]。以上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独立的按时间顺序进行，而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这里仅为说明问题而划分。
第三，我国人口负担率呈稳步下降趋势。人口负担率（dependency ratio）指14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占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对社会而言，这一比较越低，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越轻，从而私人分担教育成本的能力越强。对家庭而言，人口负担率降低意味着子女体力和智力发展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如表2所示，我国人口负担率从1995年的50.22%降至1999年的46.14%，不仅增大了私人投资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也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表 2 全国人口负担率 单位：%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国人口负担率 50.22 48.81 47.09 46.5 46.1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 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四，我国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阶段，相当比例的受教育者有较好的家庭背景和承担较高费用的能力。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并不意味着享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来自高收入家庭，但在较为苛刻的条件下，由于客观原因，来自高收入阶层的求学者显然占有优势。如表3所示，在四年级学生中，来自高收入家庭和次高入家庭的学生数量（48.48%）比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数量（40.69%）高7.79个百分点。即使是扩招后，在一年级学生中，亦有42.81%来自高收入家庭和次高入家庭。这些家庭一方面具有教育消费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具备低收入家庭无法达到的教育支付能力。高收入者为保证本人与其子女收入的源头不致枯竭，往往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
表3 不同收入区间的学生比重及其吉尼系数 单位：%
资料来源：赵海利《重新审视成本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与陈晓宇、闵维方教师商榷》《教育发展研究》2001(8)
在通常的情况下，学费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应过高，但在教育模式发展的不完善时期，短期内较高的学费是无奈的选择。8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人均GNP相当于3名学生的高等教育经费，而最不发达国家3个公民创造的GNP才能够支持1名大学生就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1975年韩国高校人均学费相当于人均GNP的97.6%，随着人均GNP高速增长，这一比例逐步下降，尽管如此，1995年仍高达44%[20]。
四、付费方式的选择
尽管一系列研究表明教育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如果根据边际成本原则制订收费标准，可能导致私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达不到社会最优水平，这并非政府资助公办教育的理由。公办教育的一个目标是使贫困学生开发其人力资源，并通过将部分教育服务成本由接受服务的学生转到纳税人身上实现。而现实中政府资助的大学并不是为了将购买力从纳税人向贫因家庭的学生转移而设计的，大多数学生来自高收入家庭，搭便车现象严重，对其他部分更加贫困的非大学生家庭课税来赞助中等收入和富裕家庭的学生显然有失公平。如表4所示，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中高收入家庭，最低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较少，尤其是最低收入家庭比例更低。
表4 不同收入区间的学生比重及其吉尼系数
资料来源：赵海利《重新审视成本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与陈晓宇、闵维方教师商榷》《教育发展研究》2001(8)
出于下面原因①高等教育具有外部性②资本市场不完善③信息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在对社会而言最优的高等教育需求水平上，人们并不愿意承担全部财政费用，一般看法这也是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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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过度需求对高位学费形成有力支撑。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高等教育需求过度现象十分普遍。其原因是：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量补贴，私人能以较低成本获得巨大收益，即私人收益过高学费相对较低。而在由学费和在校生人数构成的高等教育市场上，私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曲线是下倾的，当价格（学费水平）过低而没有达到均衡水平时，必然造成即定价格下的过度需求。只要学费水平逐步提高，过度需求就会逐渐减弱，最终达到供求平衡。均衡价格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学费提高的过程。
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高等教育的现实支付能不断增强。对中国家庭来说，由于传统文化洗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迫切希望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但需求是有购买力的欲望，因收入限制，往往有效需求不足，甚至一些家长为了满足子女的高层次需求而放弃自我的低层次需求[17]。因此，收入水平提高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决定意义。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三个阶段或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阶段，恩格尔系数缓慢降低，教育支出比例不变，居民能够将更多的资金用于高等教育消费。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收入提高的初始阶段。此时，尽管私人收入增加，但大部分增长被物价上涨抵消，因而居民消费仍以生计消费为主，具有一定奢侈性的高等教育消费暂不考虑。于是恩格尔系数变化不大，教育消费支出比例亦无明显变化；第二阶段，恩格尔系数迅速降低，高等教育支出比例迅速上升[18]。此时生计消费已趋于稳定，经济增长放缓，新增收入主要用于服务性消费，特别是高等教育消费。消费相当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群还未摆脱生计消费，但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发展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只要提供足够数量并且合理的机会，居民有充分的教育投资动机；第三阶段，恩格尔系数降低趋缓，居民实际教育支付能力大为增强。此时居民的食品类消费不再是简单的生计消费，而由数量扩张型转向质量提高型，因而恩格尔系数不再发生显著变化。但在前述阶段积累的消费支出比例和继续增加的收入双重作用下，居民有能力承担更高的高等教育费用[19]。以上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独立的按时间顺序进行，而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这里仅为说明问题而划分。
第三，我国人口负担率呈稳步下降趋势。人口负担率（dependency ratio）指14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占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对社会而言，这一比较越低，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越轻，从而私人分担教育成本的能力越强。对家庭而言，人口负担率降低意味着子女体力和智力发展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如表2所示，我国人口负担率从1995年的50.22%降至1999年的46.14%，不仅增大了私人投资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也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表 2 全国人口负担率 单位：%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国人口负担率 50.22 48.81 47.09 46.5 46.1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 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四，我国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阶段，相当比例的受教育者有较好的家庭背景和承担较高费用的能力。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并不意味着享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来自高收入家庭，但在较为苛刻的条件下，由于客观原因，来自高收入阶层的求学者显然占有优势。如表3所示，在四年级学生中，来自高收入家庭和次高入家庭的学生数量（48.48%）比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数量（40.69%）高7.79个百分点。即使是扩招后，在一年级学生中，亦有42.81%来自高收入家庭和次高入家庭。这些家庭一方面具有教育消费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具备低收入家庭无法达到的教育支付能力。高收入者为保证本人与其子女收入的源头不致枯竭，往往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
表3 不同收入区间的学生比重及其吉尼系数 单位：%
资料来源：赵海利《重新审视成本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与陈晓宇、闵维方教师商榷》《教育发展研究》2001(8)
在通常的情况下，学费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应过高，但在教育模式发展的不完善时期，短期内较高的学费是无奈的选择。8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人均GNP相当于3名学生的高等教育经费，而最不发达国家3个公民创造的GNP才能够支持1名大学生就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1975年韩国高校人均学费相当于人均GNP的97.6%，随着人均GNP高速增长，这一比例逐步下降，尽管如此，1995年仍高达44%[20]。
四、付费方式的选择
尽管一系列研究表明教育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如果根据边际成本原则制订收费标准，可能导致私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达不到社会最优水平，这并非政府资助公办教育的理由。公办教育的一个目标是使贫困学生开发其人力资源，并通过将部分教育服务成本由接受服务的学生转到纳税人身上实现。而现实中政府资助的大学并不是为了将购买力从纳税人向贫因家庭的学生转移而设计的，大多数学生来自高收入家庭，搭便车现象严重，对其他部分更加贫困的非大学生家庭课税来赞助中等收入和富裕家庭的学生显然有失公平。如表4所示，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中高收入家庭，最低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较少，尤其是最低收入家庭比例更低。
表4 不同收入区间的学生比重及其吉尼系数
资料来源：赵海利《重新审视成本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与陈晓宇、闵维方教师商榷》《教育发展研究》2001(8)
出于下面原因①高等教育具有外部性②资本市场不完善③信息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在对社会而言最优的高等教育需求水平上，人们并不愿意承担全部财政费用，一般看法这也是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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