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费用负担和付费方式选择
。请注意这三点是针对全部高等教育而言的，但在实际中由于人为将公办和民办高校对立，却成为不公平待遇的基础。尽管民办高校对公办高校产生了负外部性[21]， 但其正外部性并不因此消失，要求民办高校学生按市场价格支付全部显性成本而公办高校学生享受部分免费亦不公平。同时在学校内，由于热门专业预期收益高，而冷门专业一般也是基础专业因预期收益低，就会发生社会的人才需求与本人的生存需求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显化为货币，面对相同的外部成本，只能导致冷门专业学生质量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自给(相对于政府支持高校而言，并不要求学生全额支付，只是强调资金流动不通过教育系统)是唯一选择。首先，只有学费等于全部显性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外部性暂不考虑）；只有让价格体系在全部高等教育服务中发挥作用，才能解决高等教育永久性的财政危机，继而实现高校良性发展。这种方法由于学费补偿全部显性成本，学费成为学校主要收入来源，教育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大学间就可以展开效率竞争，并将在提高教育服务的项目设置及技术上产生大量创新。对学生而言，这是以其综合素质提高、适应能力增强、预期收益提高为基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平等的人力资本配置是人们之间的收入更加平等”[22]。至于基础专业，应提高其预期收益，使之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其次，遵照两个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不管学生家境贫富，国家和社会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学生的受教育机会；费用负担相均衡原则：各阶层负担的费用与其支付能力相适应），由社会向贫困的学生直接提供教育费用（例如政府发放补贴，学生自主选择院校，政府不应当支付搭便车者）。由于正外部性，当政府想提高受教育者人数和质量，可以增加接受政府支持条件的学生人数，并降低条件。对于政府资助的标准，可按收入实行负所得税。
由于政府不可能资助全部费用，必然有一部分资金要从资本市场获得，鉴于助学贷款无息无抵押，同时接受者无法用高等教育投资的未来收益作抵押，由商业银行运作显然不合适（这也是公办院校享有的待遇）因此可以考虑发行教育彩票[23]（李刚，2001），并由非盈利机构负责运营并向学生发放贷款。非盈利机构运营属于慈善行为，在适当监督下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彩票存在的问题是收入不适当地来自低收入家庭，多项调查表明，彩票业是一种累退性的稳含税，低收入者、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将家庭收入用于彩票赌博的比例远高于高收入家庭（Charles T.Clotfelter and Phillip J. Cook,1987）[24]，以美国伊利诺伊州为例（该州彩票业的收入被指定用于教育），“教育因彩票业收入而获益，该收益又落实到伊利诺伊州购买彩票的低收入家庭，这减轻了（隐含税的）累退性，但远未达到消除它的水平”（Mary O.Borg and Paul M. Mason，1988）[25]，只是目前尚无比发行彩票更好的办法（与政府支持相比，回馈低收入者的资金较多，两害相权取其轻）。
此外一个办法就是企业买断学生人力资本，为其提供学费、奖学金或贷款，典型的如共建学院、委托培养，国防奖学金也属这种类型。
[1]作者简介：孙镭(1980- ) ，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 99级经济学基地班学生。
[2]Blaug在1970年，Becker在1974年,Levin在1987年分别论述了高等教育是准公共物品(quasi-public goods)；在国内，厉以宁亦区分过公共物品的教育、准公共物品的教育和私人物品的教育。
[3](转引自)《集体选择经济学》第75页 乔·B·史蒂文斯 杨晓维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转引自)《集体选择经济学》第161页 乔·B·史蒂文斯 杨晓维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5]拥挤的公共产品（Congestiable public goods）从拥挤点开始容纳或供应一个追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大于零。
[6]同①第156-16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5页1972
[8]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1998(5)
[9] (转引自)《管理学精要：亚洲篇》第302-303页 约瑟夫 M.普蒂等著 丁慧平、孙先锦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9
[10]同①第74页，第303页
[11]同①第306-30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210页 197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22页197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143页 197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 1980
[16]李文利、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现状和潜力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1(2)
[17]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1999年底发布的信息，我国90%的家长希望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北京这一比例高达97%），69%的家长表示愿意举债支持子女就学。
[18] 1999年对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储蓄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子女教育，明显高于选择就医（51.4%）、养老（46.2%）、购房（37.1%）的比例。因此，只要提供足够而且合理的机会，居民有充分的教育投资动机。
[19]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2000年1月对北京市居民教育需求的调查报告显示，75%的被访者表示可以接受3000—5000元的学费水平，1/3的被访者愿意支付10000元以上的学费水平。
[20]杨全成《韩国私立大学的学费政策评析》，《外国教育研究》2000(6)
[21]孙文基《一次性将全部高校推向市场》，《经济学消息报》No.440
[22]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23]李刚《可否像哈佛、耶鲁那样》，《经济学消息报》No.439
[24](转引自)《州和地方财政学》第425页 R·费雪 吴俊培总校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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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自给(相对于政府支持高校而言，并不要求学生全额支付，只是强调资金流动不通过教育系统)是唯一选择。首先，只有学费等于全部显性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外部性暂不考虑）；只有让价格体系在全部高等教育服务中发挥作用，才能解决高等教育永久性的财政危机，继而实现高校良性发展。这种方法由于学费补偿全部显性成本，学费成为学校主要收入来源，教育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大学间就可以展开效率竞争，并将在提高教育服务的项目设置及技术上产生大量创新。对学生而言，这是以其综合素质提高、适应能力增强、预期收益提高为基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平等的人力资本配置是人们之间的收入更加平等”[22]。至于基础专业，应提高其预期收益，使之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其次，遵照两个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不管学生家境贫富，国家和社会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学生的受教育机会；费用负担相均衡原则：各阶层负担的费用与其支付能力相适应），由社会向贫困的学生直接提供教育费用（例如政府发放补贴，学生自主选择院校，政府不应当支付搭便车者）。由于正外部性，当政府想提高受教育者人数和质量，可以增加接受政府支持条件的学生人数，并降低条件。对于政府资助的标准，可按收入实行负所得税。
由于政府不可能资助全部费用，必然有一部分资金要从资本市场获得，鉴于助学贷款无息无抵押，同时接受者无法用高等教育投资的未来收益作抵押，由商业银行运作显然不合适（这也是公办院校享有的待遇）因此可以考虑发行教育彩票[23]（李刚，2001），并由非盈利机构负责运营并向学生发放贷款。非盈利机构运营属于慈善行为，在适当监督下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彩票存在的问题是收入不适当地来自低收入家庭，多项调查表明，彩票业是一种累退性的稳含税，低收入者、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将家庭收入用于彩票赌博的比例远高于高收入家庭（Charles T.Clotfelter and Phillip J. Cook,1987）[24]，以美国伊利诺伊州为例（该州彩票业的收入被指定用于教育），“教育因彩票业收入而获益，该收益又落实到伊利诺伊州购买彩票的低收入家庭，这减轻了（隐含税的）累退性，但远未达到消除它的水平”（Mary O.Borg and Paul M. Mason，1988）[25]，只是目前尚无比发行彩票更好的办法（与政府支持相比，回馈低收入者的资金较多，两害相权取其轻）。
此外一个办法就是企业买断学生人力资本，为其提供学费、奖学金或贷款，典型的如共建学院、委托培养，国防奖学金也属这种类型。
[1]作者简介：孙镭(1980- ) ，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 99级经济学基地班学生。
[2]Blaug在1970年，Becker在1974年,Levin在1987年分别论述了高等教育是准公共物品(quasi-public goods)；在国内，厉以宁亦区分过公共物品的教育、准公共物品的教育和私人物品的教育。
[3](转引自)《集体选择经济学》第75页 乔·B·史蒂文斯 杨晓维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转引自)《集体选择经济学》第161页 乔·B·史蒂文斯 杨晓维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5]拥挤的公共产品（Congestiable public goods）从拥挤点开始容纳或供应一个追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大于零。
[6]同①第156-16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5页1972
[8]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1998(5)
[9] (转引自)《管理学精要：亚洲篇》第302-303页 约瑟夫 M.普蒂等著 丁慧平、孙先锦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9
[10]同①第74页，第303页
[11]同①第306-30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210页 197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22页197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143页 197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 1980
[16]李文利、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现状和潜力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1(2)
[17]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1999年底发布的信息，我国90%的家长希望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北京这一比例高达97%），69%的家长表示愿意举债支持子女就学。
[18] 1999年对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储蓄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子女教育，明显高于选择就医（51.4%）、养老（46.2%）、购房（37.1%）的比例。因此，只要提供足够而且合理的机会，居民有充分的教育投资动机。
[19]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2000年1月对北京市居民教育需求的调查报告显示，75%的被访者表示可以接受3000—5000元的学费水平，1/3的被访者愿意支付10000元以上的学费水平。
[20]杨全成《韩国私立大学的学费政策评析》，《外国教育研究》2000(6)
[21]孙文基《一次性将全部高校推向市场》，《经济学消息报》No.440
[22]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23]李刚《可否像哈佛、耶鲁那样》，《经济学消息报》No.439
[24](转引自)《州和地方财政学》第425页 R·费雪 吴俊培总校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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