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种瓠》、《种芋》诸篇中，贾思勰详细介绍了这些作物的区种技术。首先，区田法构思细致缜密，科学合理，独具匠心，体现了作者精耕细作的本意。其次，从整地作区、挖坑松土到施肥下种、踏实保墒，这一系列作业比普通的大田种植，都是额外增加的，并且生产全过程统用人工，比普通种植法要多投入数倍的人力。据有关研究，魏晋南北朝北方一个成年男子可耕种土地40—50亩。[9]而在区种法中，一个丁男种粟才“治十亩”，种麦亦“治十亩”，大豆仅“治五亩”。两种耕种方式每亩投入的人力悬殊数倍，这说明区田法的确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种植方式。复次，上中下三种情况的区田，亩产量分别为100石、51石、28石，这只是小面积试验田的结果，而百姓规模种植的实际产量，汜胜之测定的结果是美田19石、中田13石，薄田10石。从汉代到北魏北方旱粮作物亩产量一直在3石左右[10]（p147），这样，就平均而言，区种法比普通种法亩产量增长了大约3倍，是单位产量最高的种植方法，显示了精耕细作的巨大潜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区种法的实际却可能高于汉代。《齐民要术·种谷》篇说：“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又说：“凡区种，不先治地，使荒地为之。”因为这一时期荒地较多，而区种法对土地并没有特殊的要求，荒地、薄地及高低不平的丘陵山地均可实行区种，且不用牛耕，故对广大无牛少地的贫苦农民最为实用。再者，魏晋南北朝气候寒冷降水减少，旱灾频生，区种法深翻土地强化保墒，具有较强的抗旱能力，也为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特别关注，并通过行政手段推行。如曹魏后期名将邓艾在淮河流域和关陇地区屯田，“值岁凶旱，又为区种”，“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由于邓艾作为最高统帅能“手执耒耜，率先将士”，因而区田推行得十分成功。[5]（《段灼传》）；[11]（《邓艾传》）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也曾“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5]（《苻坚载记》）。故北方百姓多晓习区种法，如河内人郭文“永嘉之乱”后南渡到吴兴余杭，在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仍不忘“区种菽麦”[5]（《郭文传》）。北魏西兖州刺史刘仁之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二十六石”。大面积的区田10亩可与普通种法40亩的收成相当，这对无牛少地的贫苦农民意义重大，故贾思勰说：“少地之家，宜所遵用之。”[12]（《种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都使北方人民更多地考虑区田法。
　　在魏晋南北朝农业中，蔬菜种植的土地利用率最高。这一时期的蔬菜种植业，广泛应用复种、间作、套种、作畦技术。这一时期的蔬菜种类增加，品种更多，播种期皆有各自的要求，不像粮食作物那样集中，在《齐民要术》中，除了十一月和腊月，蔬菜全年有十个月可下种。因此，在同一块菜地上一年可以有多次收种，土地复种率较高。如蔓菁，一年可收多次：幼苗期其叶可作青菜，人们便“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收取蔓菁根，则在六月中旬下种，“十月冰冻”时收获。需于次年收取种子的蔓菁，则仍保留于土中，冬天盖草防冻，来年春天发芽开花，四月收获种子。[12]（《蔓菁》）又如葵菜，亦是可全年在田的作物，据《齐民要术·种葵》篇记载，从初春到十月底皆可下种，“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即同一田块一年可收种三次。胡荽的情况与葵相似，春、夏、秋三季皆可播种。[12]（《种葫荽》）北魏时期的蔬菜套作和间作，《种葱》篇提到葱地中可套种胡荽。《种瓜》篇记载在区种瓜田中种薤，“至五月瓜熟，并可拔卖之，与瓜相避”。还载“又种小豆于瓜中，亩四五升，其藿可卖”。这是典型的间作。薤与瓜在春天初生时苗小株远，五月份薤菜成熟时，甜瓜放秧但尚未完全将地罩严，整个生长期间两者一直互不影响。而小豆生有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不与瓜苗争肥，可为瓜田增收，致“亩收万钱”，这都是成功的间作范例。
　　这一时期蔬菜种植向精耕细作发展，还表现在普遍实行畦种。《齐民要术·种葵》篇记载了作畦及下种的方法：“畦长两步，广一步（大则水难均，又不用人足入）。深掘，以熟粪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铁齿耙耧令熟，足踏使坚平；下水，令彻泽。水尽，下葵子，又以熟粪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余。”贾思勰随后注释道：“凡畦种之物，治畦皆如种葵法。”在《种韭》篇又说：“治畦，下水，粪覆，悉与葵同。”可知《种葵》所言是标准的作畦法，而所达到的精耕细作程度，当代也不过如此。畦种法对灌溉要求较高，北方种菜主要依靠井灌满足要求。贾思勰在《种葵》篇说，在大城市近郊可以“负郭良田三十亩”大规模种植冬葵，“于中逐长穿井十口”，井上设桔槔和辘轳。长条形地作井一行，方正土地可安排二到三行，井位要对正，距离要相当，保证所有菜畦都能浇上水，以获取土地利用的最大效益。
　　这一时期。播种技术得到很大的提高。汉代北方旱作栽培管理技术的成就主要是确立了一些框架性的基本技术，魏晋南北朝则在完善和提高上做出了诸多新的贡献。
　　《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史上首先提出了测定种子发芽率的方法。《种麻》篇向人们推荐用口含方法测定白麻子的好坏，言“白麻子为雄麻，颜色虽白，啮破枯燥无膏润者，秕子也，亦不中种。市籴者，口含少时，颜色如旧者佳；如变黑者，”。这里讲的是两种情况，前者用牙齿去除麻子外壳，咬破种仁，根据其含油多少，确定其是否为不具备发芽能力的秕子；后者是以口含后的颜色变化区别其好坏。《种韭》篇劝人们到市上买韭菜种子宜先做测试，“以铜铛盛水，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郁矣”。
　　《齐民要术》又提出浸泡催芽法。粮食作物中惟稻需要催芽，《水稻》篇曰：“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渍经三宿，漉出，内草chúan＠⑥（草编或竹编之容器）中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旱稻》中的种子处理，亦采取同样方法，只不过要求芽略短一些，以利耧耩。这种水稻催芽法由于简便易行，一直为后世沿用。
　　这一时期在作物播种期确定方面也有新的进展。我国传统农业历来重视农时，两汉时期大多数作物都有了播种期的记载，但线条较粗，比较模糊。以禾粟为例：
　　《fán＠⑦胜之书》曰：“种禾无期，因地为时。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

种禾。”
　　《说文》曰：“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谓之禾。”
　　崔shí＠⑧曰：“二月三月，可种植禾。”
　　在《齐民要术》中，已把粟、黍、稷、春大豆、小豆、大麦、小麦、水稻、旱稻、麻、麻子、胡麻、瓜等作物的播种期由月具体到旬，并有了“上时”、“中时”，“下时”之分。“上时”是播种最适宜的时间，“中时”次之，“下时”最次。仍以禾粟为例，《种谷》篇载：“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三时的出现，对农业夺取高产更具指导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气候进入寒冷时期[13]，对北方农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面对气候变冷导致霜期提前、作物生长期拉长等情况，北朝人民采取提前播种的办法。如粟，在西汉是三月份初播，而在《齐民要术》中，首播时间已提前至二月上旬；大豆的首播时间也从汉代的三月提前到二月中旬。[14]“上时”、“中时”、“下时”的划分，可以说也有应对气候变冷的成分。
　　　　　　三　畜牧业的发展与北方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部和西部先后分布着匈奴、鲜卑、羯、氐、羌、高车、柔然等游牧民族，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内地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我国北方农业中，一直含有较多的畜牧业成分。司马迁在谈及全国各地的物产时说：“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广阔的内地则是“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2]（《货殖列传》）。畜牧业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经济门类，但上述情况显然不同于游牧地区那种单纯的畜牧业，而是一种基于农业、包含于农业的经济成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基于农业的畜牧业其发展达到了顶点。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一时期北方畜牧业随着游牧民族进入而发展的轨迹。三国时期，匈奴已进入华北，曹魏模仿汉代的五属国，将进入山西的匈奴分为五部进行统治。十六国时期，“五胡”大举进入内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淝水之战”后，鲜卑拓跋氏崛起于代北，439年统一北方，其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更多的鲜卑人来到中原腹地，这是汉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