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牧民族内徙。一批又一批的内迁民族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牲畜。
此外，北魏150年间不断地征讨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高车、柔然诸部，掳掠的牲畜也极为可观。据《魏书》的本纪及高车、蠕蠕、西域等传，获取百万头（匹）以上的行动就有6次，如登国六年（391）破匈奴卫辰，得“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班赐大臣各有差”。又如神＠⑨二年（429）击柔然获戎马百余万匹，击高车获马、牛、羊百余万匹。北魏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在历次战争中又有数以千万计的俘获，故其畜牧业已超过汉唐两代，[15]（p351—352）北方农业区的畜牧成分也于此时臻于极盛。
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亦达于顶峰。《魏书·尔朱荣传》言其在秀容（今山西原平县南）的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如果说尔朱荣的牲畜多至不可数而以山谷统计数量是个别情况，那么广阳王元深任恒州刺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则反映的是民间马匹之多[16]（《广阳王深传》）。而牛在普通百姓中可能比马更普遍，以至政府经常下令征发。如泰常六年（421）“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始光二年（425）“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16]（《太宗纪》，《世祖纪》）。这种“大牛”不同于中原传统的耕牛，显然是鲜卑拓跋部培育出的优良品种然后随主人进入内地的，政府作为赋役征发，说明北魏前期“大牛”在民间就已比较普遍。在以后实行的均田制中有丁牛受田的条文，在相应的租调制中则规定“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16]（《食货志》）。这显然是在耕牛比较普遍的基础上制定的。羊的饲养量也在增长，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羊》篇谈种青茭时，以“羊一千口者”为例，这个数字在地主经济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以上资料中的基本数字看，北朝内地的畜牧业已是汉代“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的数倍，其成就已绝非汉代所能同日而语的了。
汉代种植业比重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畜牧成分增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论者或以为是对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但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看，这一变化应是北方农业的一次重大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调整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
首先，有利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土地用于经营种植业，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吸附更多的劳动力，创造最高的产品总量，养活更多的人口；用于从事畜牧业，则以很少的人力即可经营大面积的土地。汉唐两代，北方人口滋盛，形成了中国人口史上两次高峰，社会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因此发展种植业是汉唐社会的必然选择。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社会动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情况时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扩大畜牧业可以把荒地荒山尽快利用起来，故不失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有效对策。当然，这种扩大又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即不与种植业争地。像元初蒙古贵族在华北强占良田改为牧场，确实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破坏。但北魏不是这样，鲜卑人进入中原后迅速汉化，转向定居的农业生活，将农田变为牧场的情况极为少见，因此对农业的破坏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顺应了北方耕作方式的变化，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一时期北方尽管人口减少，但仍在“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思想指导下，坚持精耕细作，于是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再加上气候变冷的因素，因此北方土地的种植方式，或为一年一作，或实行休耕制，即种一年休闲一年乃至二年，若再算上荒地，土地闲置率约在50％以上。休闲土地和荒地上长满野草，实为天然牧场，北方人民利用闲置土地进行放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再次牲畜践踏放牧过的土地，土壤肥力也会有所提高。《耕田》篇引《汜胜之书》言杏花开时春耕先耕轻土，“土甚轻者，以牛羊践之。如此则土强。此谓弱土而强之也”。则牲畜践踏又具有改良土壤之作用。此外，据《齐民要术》记载，一些作物的生长过程中，也常常需要牲畜践踏。如《旱稻》篇言播种之后，“其土黑坚强之地，种未生前遇旱者，欲得令牛羊及人履践之”。《种葵》篇则言为帮助冬葵萌发，“正月地释，驱羊踏破地皮，春暖草生，葵与俱生”。贾氏还专门作注曰：“不踏则枯涸，皮破则膏润。”则羊群践踏具有保墒作用。《种枣》篇亦言大片的枣树栽种之后，“欲令牛马履践令净”。
最后，有利于农业增收和人民致富。牲畜繁殖很快，因此畜牧业增值也快。早在春秋时期，被后世尊为“治生祖”的陶朱公范蠡，就把“欲速富，畜五zí＠⑩”作为“致富之术”向人们推荐。[12]（《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一系列收益可与千户侯等的致富途径，并称之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得收”的“富给之资”，其中畜牧业排在最前面。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把他们的经验多次加以引用和重申，并根据牲畜繁殖和市场物价。得出“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的结论。[12]（《货殖》，《养牛马驴骡》）这一结论既是现实的总结，同时也使致富的途径更加具体、更加明确，更具可操作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正常的商业利润一般在20—50％，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业的发展逊于汉代，商业利润一般不
综上所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农业，其生产工具和耕作栽培技术继承了汉代的成就并有重大创新与发展，这一领域中的生产力水平高于两汉，并带动了劳动效率的提高。农业中畜牧成分的增加是对土地荒芜情况的适应性变化，而非停滞和倒退。由于战乱和人口的流徙，北方农业的规模和经济总量或许低于汉代，但粮食单产和人均、户均产值则有可能超过汉代。（注：高原在分析计算后提出：魏晋南北朝“高额亩产量超过汉代，一般亩产量与汉代持平”。《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在正常年份，由于畜牧业的补充，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加。北方农业的进步，为隋统一南方和隋唐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J].历史研究.2001.（4）.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萧亢达.河西壁画墓中所见农业生产概况[J].农业考古，1985.（2）.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梁家勉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8]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Z].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9]高原.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
[10]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1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贾思勰.齐民要术校释[M].缪启愉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13]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14]刘磐修.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豆生产和地域分布[J].中国农史.2000，（1）.
[15]朱大渭.六朝史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皇右光
＠②原字左钅右漏去氵
＠③原字左禾右祭
＠④原字木右呈
＠⑤原字叹的繁体去口加日
＠⑥原字上竹下瑞去王
＠⑦原字左氵右叩去口
＠⑧原字上宀下是
＠⑨原字上鹿下加
＠⑩原字左牛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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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魏150年间不断地征讨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高车、柔然诸部，掳掠的牲畜也极为可观。据《魏书》的本纪及高车、蠕蠕、西域等传，获取百万头（匹）以上的行动就有6次，如登国六年（391）破匈奴卫辰，得“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班赐大臣各有差”。又如神＠⑨二年（429）击柔然获戎马百余万匹，击高车获马、牛、羊百余万匹。北魏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在历次战争中又有数以千万计的俘获，故其畜牧业已超过汉唐两代，[15]（p351—352）北方农业区的畜牧成分也于此时臻于极盛。
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亦达于顶峰。《魏书·尔朱荣传》言其在秀容（今山西原平县南）的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如果说尔朱荣的牲畜多至不可数而以山谷统计数量是个别情况，那么广阳王元深任恒州刺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则反映的是民间马匹之多[16]（《广阳王深传》）。而牛在普通百姓中可能比马更普遍，以至政府经常下令征发。如泰常六年（421）“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始光二年（425）“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16]（《太宗纪》，《世祖纪》）。这种“大牛”不同于中原传统的耕牛，显然是鲜卑拓跋部培育出的优良品种然后随主人进入内地的，政府作为赋役征发，说明北魏前期“大牛”在民间就已比较普遍。在以后实行的均田制中有丁牛受田的条文，在相应的租调制中则规定“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16]（《食货志》）。这显然是在耕牛比较普遍的基础上制定的。羊的饲养量也在增长，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羊》篇谈种青茭时，以“羊一千口者”为例，这个数字在地主经济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以上资料中的基本数字看，北朝内地的畜牧业已是汉代“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的数倍，其成就已绝非汉代所能同日而语的了。
汉代种植业比重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畜牧成分增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论者或以为是对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但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看，这一变化应是北方农业的一次重大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调整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
首先，有利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土地用于经营种植业，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吸附更多的劳动力，创造最高的产品总量，养活更多的人口；用于从事畜牧业，则以很少的人力即可经营大面积的土地。汉唐两代，北方人口滋盛，形成了中国人口史上两次高峰，社会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因此发展种植业是汉唐社会的必然选择。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社会动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情况时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扩大畜牧业可以把荒地荒山尽快利用起来，故不失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有效对策。当然，这种扩大又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即不与种植业争地。像元初蒙古贵族在华北强占良田改为牧场，确实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破坏。但北魏不是这样，鲜卑人进入中原后迅速汉化，转向定居的农业生活，将农田变为牧场的情况极为少见，因此对农业的破坏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顺应了北方耕作方式的变化，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一时期北方尽管人口减少，但仍在“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思想指导下，坚持精耕细作，于是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再加上气候变冷的因素，因此北方土地的种植方式，或为一年一作，或实行休耕制，即种一年休闲一年乃至二年，若再算上荒地，土地闲置率约在50％以上。休闲土地和荒地上长满野草，实为天然牧场，北方人民利用闲置土地进行放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再次牲畜践踏放牧过的土地，土壤肥力也会有所提高。《耕田》篇引《汜胜之书》言杏花开时春耕先耕轻土，“土甚轻者，以牛羊践之。如此则土强。此谓弱土而强之也”。则牲畜践踏又具有改良土壤之作用。此外，据《齐民要术》记载，一些作物的生长过程中，也常常需要牲畜践踏。如《旱稻》篇言播种之后，“其土黑坚强之地，种未生前遇旱者，欲得令牛羊及人履践之”。《种葵》篇则言为帮助冬葵萌发，“正月地释，驱羊踏破地皮，春暖草生，葵与俱生”。贾氏还专门作注曰：“不踏则枯涸，皮破则膏润。”则羊群践踏具有保墒作用。《种枣》篇亦言大片的枣树栽种之后，“欲令牛马履践令净”。
最后，有利于农业增收和人民致富。牲畜繁殖很快，因此畜牧业增值也快。早在春秋时期，被后世尊为“治生祖”的陶朱公范蠡，就把“欲速富，畜五zí＠⑩”作为“致富之术”向人们推荐。[12]（《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一系列收益可与千户侯等的致富途径，并称之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得收”的“富给之资”，其中畜牧业排在最前面。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把他们的经验多次加以引用和重申，并根据牲畜繁殖和市场物价。得出“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的结论。[12]（《货殖》，《养牛马驴骡》）这一结论既是现实的总结，同时也使致富的途径更加具体、更加明确，更具可操作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正常的商业利润一般在20—50％，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业的发展逊于汉代，商业利润一般不
会高出汉代。两相对照，畜牧业的利润比普通商业要高，比种植业就更高得多了。由此可以说，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是这一时期北方农民致富增收的最佳途径。
综上所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农业，其生产工具和耕作栽培技术继承了汉代的成就并有重大创新与发展，这一领域中的生产力水平高于两汉，并带动了劳动效率的提高。农业中畜牧成分的增加是对土地荒芜情况的适应性变化，而非停滞和倒退。由于战乱和人口的流徙，北方农业的规模和经济总量或许低于汉代，但粮食单产和人均、户均产值则有可能超过汉代。（注：高原在分析计算后提出：魏晋南北朝“高额亩产量超过汉代，一般亩产量与汉代持平”。《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在正常年份，由于畜牧业的补充，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加。北方农业的进步，为隋统一南方和隋唐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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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梁家勉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8]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Z].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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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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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磐修.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豆生产和地域分布[J].中国农史.2000，（1）.
[15]朱大渭.六朝史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皇右光
＠②原字左钅右漏去氵
＠③原字左禾右祭
＠④原字木右呈
＠⑤原字叹的繁体去口加日
＠⑥原字上竹下瑞去王
＠⑦原字左氵右叩去口
＠⑧原字上宀下是
＠⑨原字上鹿下加
＠⑩原字左牛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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