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不均是否对你有利？

动员运用肌肉的能量。就对危险作出迅速反应而言，这些机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威胁是短暂的，这种生理努力的转移造成很小的持久伤害。可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所造成的压力是长期的，身体在几个月或者几年内被置于备战状态。忽视“内务”机能的健康代价迅速地逐步增大。事实上，承受很重压力的社会地位低下者所经历的衰老过程比其较幸运的对手更迅速。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没有形成应付社会引发的压力的方式？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财富与地位间的明显差别相对说来是最近才出现的。这种差异或许只是从农业问世时才产生。如今高度竞争的世界所反映的是在人类历史的最后几分钟才出现的东西：资本主义。
　　这些观点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它们表明，“不必在意贫富差距”的观点确实是站不住脚的。可是，这种观点甚至受到诸如新工党等中左政党的喜爱，它认为，只要我们为最贫困者做点什么，不平等就其本身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经济不平等与地位差异有半，与不断下降的社会参与有关，也与处于底层的人们缺乏控制感有关。这种不利的社会环境造成高度的压力、焦虑和不安全感，也造成羞耻和自卑的感觉。而且，这种情绪和感觉造成更高的重病和死亡比率，包括暴力犯罪所造成的死亡。
　　换句话说，不平等的社会将始终是不健康的社会，而且也是不幸福的社会，无论它们变得多么富裕。不平等社会的倡导者——那些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控制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的人——尚有大量解释工作要做。
　　　　贫富不均有益
　　［美］阿米蒂·什莱斯(Amity  Shlaes)
　　美国的不平等是有益的。它有利于美国社会的所有人，首先是有利于富人，最终也有利于穷人。
　　报道2002年秋天在巴西举行的拉丁美洲企业高峰会议的一条报刊通栏标题说，“更平等的财富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说这句话的是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这位前首相继续说，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则是一个实际问题。发展中世界必须变得更“平等”，就像发达世界一样。可是，经济增长必然与经济平等有关的观点是一种谬论。而且，尽管冈萨雷斯致力于描绘发达世界的平等景象，在每个发达国家内部，所有人并不是完全平等的。
　　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室美国竟然是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名副其实的楷模。
　　不平等从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收入开始：在纽约，既居住着付不起1.5美元地铁车费的人，也居住着能用移动电话预定乘坐老式湾流喷气机前往拉丁美洲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旅行的人。其次是卫生保健方面的差异：有钱的癌症病人可以躺在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大理石铺地的高层楼面的病床上，在临终之前身盖毛毯远眺纽约鳞次栉比的屋顶，而贫穷的癌症病人或许连走进布鲁克林区某所医院的大门、进入肮脏的油毡铺地的急救室也会遇到麻烦。然而，这种如此频繁地被美国的批评者们复述的证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种不平等是否果真是有害的？
　　有人可能认为，这种不平等没有害处。事实上，美国的不平等是有益的。也就是说，不平等有利于美国社会的所有人，首先有利于富人，最终也有利于美国社会较贫困的成员。有人甚至可能认为，美国的不平等有利于世界其余地区，包括有利于许多习以为常地批评美国的人。
　　这方面的思路是一目了然的。美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以杰菲逊的机会平等的观点为基础的社会。美国也确实信奉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通常支持或者致力于产生结果的平等，尤其对个人来说不是如此。而且，使个别美国人的结果变得如此令人不安地不平等的特征也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特征，经济增长是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
　　对初出茅庐者来说，不平等意味着有人已获得成功。而且，获得成功的机会，尤其是获得重大成功，尤其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一种强有力的吸引人的东西。由于运气不佳不能出生在美国的任何天才因此至少在其人生的某个时刻考虑移居美国。
　　这些天才并非始终是最温顺和最安静的人。创立英特尔公司的出生于匈牙利的移民安迪·格罗夫(Andy  Crov)的座右铭之一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不是一个平等主义者的座右铭。
　　除了这种吸引人的东西——竞争机会的生肉——我们可以列出吸引创新的鲨鱼们前来美国的其它许多有利条件。在国际智者看来，这些有利条件没有一个与贯穿人生的经济平等理想有关。情况恰恰相反。
　　第一个有利条件是美国的税收制度。美国的税收制度是真正累进的。5%收入最高的人支付美国全部所得税的一半以上，50%收入最低的人只支付这种税收的4%。然而，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相对的地位。
　　总的说来，如果你计算每一类税收，美国税收制度的没收性根本不像欧洲或者邻国加拿大那么严重。这产生了听任富人保留其更多金钱的（非常不公正的）结果。可是，这种税收制度也使美国变成投资者的目的地。而且，这种税收制度确保经济增长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别处。
　　相对税收竞争的观点不仅仅是里根漫不经心地提出的理论。事实上，最近数十年来，美国看到了税率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相当引人注目的示范。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税率很高。资本收益的征税实际上达到49%。风险资本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消失了。此外，经济预测家们如此众口一词地预言日本未来的技术优势，以致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的日本国家形象成了商业报刊的老生常谈。
　　可是，接着美国削减了税率——既削减了重要的资本收益税，也削减了个人税率。在资本收益税率削减之后，立即出现了对高科技硅谷的风险资本投资热潮。个人税率的下降帮助了美国各地的企业。技术革命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发生在日本。
　　接下来的有利条件是美国的监管和司法制度，这些制度再次不一定是世界上“最公正的”，至少如果你使用的是欧洲大陆意义上的“公正”一词。美国的专利和商标法律相当严格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产生了使许多产品对较穷的公民来说非常昂贵的“不公正”结果。这类产品中最有名的是配制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各种成分。然而，美国的由专利权授予的赢利机会是大部分治疗艾滋病药物首先在美国而不是在别处发明和销售的原因所在。
　　下一个有利条件是难以明说的文化问题。在欧洲和日本，学校公开地和官方地执行精英路线：跟踪制度确保最有才华的学生从小就集中在一起。相

反，在美国，大学之前的教育在名义上是平等的。跟踪是存在的，但美国中小学仍然更像英国的综合学校，不像德国的体育馆。
　　然而，美国的中小学具有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特征，即鼓励创新。十分奇怪的是，鼓励创新其实是听之任之。具体地说，是允许学生玩乐的听之任之。
　　如果与在欧洲或者日本一样，你实行一种严格的小学制度，以申斥的方式对待错误，你最终培养的或多或少是一种类型的学生：谨小慎微但缺乏创见的思想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人训练有素——令人遗憾的是，或许不如过去那么训练有素。尽管如此，一般说来人人符合某种基本的文化标准。
　　可是，如果你实行一种像美国这样的十分不平等并且往往是完全听之任之的制度，情况会怎样？就像美国一样，到时你培养出许多令人痛苦地不学无术的白痴，他们甚至不会操作自动取款机。可是，你也培养出少数创造天才。这正是聪明的美国青少年不必将其十几岁的年华花在埋头读书上、像在欧洲、英国或者日本那样准备统一的全国性考试的原因所在。相反，他们自行找到自己的方式，玩电子游戏，做斗士机器人，并且通常在其不讲效率的学校和不闻不问的父母不注意时调皮捣蛋。结果，这种方式是对软件编写以及其它增长领域的理想准备。多么有利于经济，又是多么不平等！
　　美国鼓励创新的环境所造成的经济增长首先有利于创新者。可是，一个富裕的家伙在自由经济中能够累计购买的豪宅只有这么多。因此，他利用剩下的钱创造就业机会。最后结果有利于美国众所周知的多样化社会中的所有出场者。换句话说，听起来或许有点陈腐，但老话说得对：在美国海域，涨潮托起所有船舶。
　　这种提升在卫生领域尤其清晰可见。1968年，对65岁的美国人来说，平均预期寿命是再活15年以上：他能活到80岁。到1970年，这种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了81岁，而到1996年，我们的老人有望活到83岁。另一方面，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在1970年约为每1000个活产婴儿死亡20人。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