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不均是否对你有利？

　　选自美国《金融时报》2002年12月7日
　　　　贫富不均有害
　　［英］迈克尔·普劳斯(Michael  Prowse)
　　不平等的社会将始终是不健康的社会，也是不幸福的社会，无论它们变得多么富裕。
　　我们对卫生局长发出的健康警告已变得习以为常。“吸烟引起肺癌”已不再是一个引起争议的建议。可是，最近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财政部长有一天同样可能被要求发布健康警告。目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促成经济更大不平等的政策，诸如大幅度降低最高税率的预算，造成更高的患病率和死亡率。
　　绝对贫困的不利生理影响长期以来已被人们了解。我们知道，营养不良、住房潮湿、缺乏暖气设施、工作时间过长和污染造成许多疾病和慢性病患的更高发生率。决策者了解努力消除这些物质贫乏的严重形式的理由，即使他们缺乏制定必要的法律的意愿或者能力。
　　相反，认为经济不平等本身造成疾病和过早死亡的观点仍是引起争议的。可是，这个观点的论据的令人信服足以值得更广泛的公众听取。这个观点意味着，政府必须重新考虑其政策目标：较少关心物质产量的总量，更多关心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式。
　　这个观点意味着，如果不作出更大努力以减少日趋增强的不平等，癌症、心脏病和其它慢性疾患的发生率将保持不必要的高水平，无论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如何。
　　在英国，这种新观点与诺丁汉大学医学院教授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最密切相关。威尔金森把过去20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辛勤地收集不平等与疾病之间的联系的证据。可是，别处的研究人员，诸如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伊奇罗·卡瓦奇(Ichiro  Kawachi)和布鲁斯·肯尼迪(Bruce  Kennedy)，也独立地证实了他的许多见解。
　　那些将否认健康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的人必定首先抓住下述悖论不放。在国家内部，收入与健康之间存在强有力的联系。在任何国家，你将发现，高收入的人往往比低收入的人活得更长久，也更少患慢性病。
　　然而，如果你寻找国家之间的差异，收入与健康之间多半不存在联系。例如，根据预期寿命衡量，富裕的美国人平均比贫穷的美国人更健康。可是，虽然与比如说希腊相比，美国是一个更富裕得多的国家，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希腊人低。就你的本国同胞而言，更多的收入看来能使你获得健康优势，但就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们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缺乏有关不同国家最富裕阶层各自富裕程度的数据，但即使最富裕的美国人也为其国家的不平等付出个人代价，这一点不会令人感到吃惊。
　　威尔金森认为，这个悖论的答案不可能在诸如卫生保健的质量等因素的差异中找到，因为这种因素对发达国家的健康结果只具有不大的影响。答案在于承认，我们的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比我们的绝对生活水平更重要。相对收入至关重要是因为，健康既受到物质因素的重大影响，也受到“心理”因素的重大影响。
　　一旦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只要满足3个条件，人们往往变得更健康：他们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尊敬；他们觉得“能控制”自己的工作；他们享有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经济上不平等的社会往往在所有这3个方面做得很差：这种社会的特点往往是存在地位的重大差异、人们的控制感的重大差异以及公民参与的低水平。
　　在市场社会内，富人认为他们自己是人生竞赛中的“赢家”。他们无论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都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大的自主权。相反，中低收入的人们被弄得觉得像是“输家”。他们没有可炫耀的富裕标志，他们在工作场所占据的是下属位置，面对的是不确定和不安全。这种地位和控制的缺乏是令人羞辱的，使他们受到比境况好的人更大得多的压力，从而损害他们的健康。
　　处于紧张压力下的人们的标志之一是诸如肥胖、酗酒和吸毒等行为病状的盛行。甜的和多脂肪的食物很可能成为自然而然的抗抑郁剂。此外，数百万张处方的百忧解(Prozac)以及其它改变情绪药物的出售只是证实，不平等的、竞争的社会导致很高程度的忧虑。
　　甚至在相对说来享有特权的人们中间，不合理的社会健康坡度仍能从统计数字上看出。这一项对英国文职公务员的研究中（一种等级制度确定了公务员队伍中的级别），研究人员发现，资历较浅的辅助人员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是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的4倍。即使在虑及诸如抽烟、喝酒、高血压和胆固醇等所有常见的风险因素后，在死亡率方面仍有大约60%的差异得不到解释。
　　记录健康不平等的不同疾病的绝对数字使我们有另外的理由认为，心理影响是确实存在的。在男子的78种最普通的死亡原因中，大约65种在体力劳动者中比在非体力劳动者中更常见。一种对所有体力劳动者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诸如缺乏社会地位和自主权，看来比任何身体原因更有可能解释，为什么他们更容易患这么多不同的疾病。
　　在其它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的实验看来也支持威尔金森的观点。例如，研究人员在保持食物和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为地改变猕猴的社会地位。他们把来自不同种群的地位很高的猴子放在一起，一些猴子的地位因此势必下降。结果，社会地位下降的猴子染上疾病并且过早死亡，就像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一样。
　　由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发现的医学史上的一件离奇的轶事也能给人启发。在193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伦敦一些医学院内解剖的尸体几乎始终是乞丐的尸体。解剖学家以这些解剖为基础估计人的肾上腺的大小。当他们偶然看到境况优裕者的肾上腺时，他们发现，境况优裕者的肾上腺往往小得令人奇怪。他们因此发明了一种新的疾病——“原发性肾上腺萎缩症”——来解释这种差异。当然，其实是乞丐的肾上腺被人为地扩大了——这是长期生活在压力下的结果。
　　不平等以另一种惊人的方式与更高的死亡率联系在一起——通过其对杀人率的影响。一些国际研究证实了无固定目的地的旅游者始终知道的东西：不平等的社会往往充满暴力。瑞典和日本属于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发达国家，它们的杀人率因此相应地较低。美国是最不平等的、也是最充满暴力的发达国家之一。
　　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和卡瓦奇发现了美国50个州中间暴力与不平等之间同样密切的联系。家庭收入的差异越是大，州的杀人率就越是高。重要的是，财产犯罪（诸如盗窃）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比暴力犯罪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弱得多。
　　为什么如此？根据威尔金森及其美国合作者的观点，答案在于暴力是一种社会犯罪，其它犯罪则不是。暴力所反映的不是对个人利益的渴望，而是不合法地表达人类对尊重的普遍渴望。他们引述美国监狱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的话，后者在一本有关暴力的著作中写道：“我尚有待于看到不是由觉得受到羞辱、无礼对待和嘲弄的经历引起的严重暴力行为。”一些人往往因为没有技术和目不识丁，所以不能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有所提升，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博得其他人的尊重的非暴力方式。因此，就这些人而言，暴力往往是一种维护其地位的尝试。
　　相反，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美国50个州内部，更大的收入平等与

社会信任水平的增强有关。在其有关公民参与的影响很大的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曼(Robert  Puttnam)发现了平等与“社会资本”（他对人们在社会上结合在一起的程度的综合衡量）之间的强有力联系。这种联系是有意义的。如果人们认为他们自己与其他人是平等的，他们无疑更可能具有公益精神，更可能参与社会和政治的项目。参与至关重要，因为研究表明，人们由于社会孤立而更容易患病。
　　仍未解决的部分难题是：社会引起的压力和忧虑如何和为何造成癌症、心脏病和其它变性疾病的更高发生率？答案分成两部分。
　　我们的人类以前的祖先逐渐形成了应付对身体的突然威胁的方法——所谓的“战斗或者逃亡”反应。这种反应通过转移生物“内务”机能——组织的维护和修复、免疫、生长、消化以及生殖——的资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