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社会上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的分配方案才行得通。
经济学帝国主义
在马歇尔那里，经济学是何等的狭隘、沉闷和平庸：“经济学……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 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经济学思维的逻辑势必使经济学 家越出这种核心地带。从本世纪50年代起，便出现以加里·贝克尔为典型代表的经济学“ 帝国主义者”。他们认 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其核心是由“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假 设组合而成的”（贝克尔，1976），这种经济学方法适用于人类行为更广阔的领域，包括 通常认为不属于经济范畴的犯罪、婚姻、教育、政治等等。正是这种分析方法，推动经济 学超出了自己的传统领 域（至少是19世纪末期它给自己划定的领地），向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社会 生物学等学科领地进行了帝国式的扩张。这种“侵略”是沿着多条道路进行的，多数侵略 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2.3.1人力资本理论是这种侵略的最重要产物之一。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是雅各布· 明瑟（ 1958）、西奥多·舒尔茨（1960）、加里·贝克尔（1964）。新领域的开拓，最初来源于 经济学家理解50、60年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特征的兴趣以及对于收入分配的性质和决定因 素的兴趣，后来拓展为对家庭行为分析的一般逻辑。明瑟建构了一个把个人收入的分配与 个人的教育投资联系起 来的模型，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个人获得收入之能力的形式，舒尔茨分析了人力资本 投资包括教育、培训和保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健性作用。贝克尔则给这一领域 以后的分析提供了基本概念框架（1964，1981）。
按照这种分析框架，家庭是一个象企业一样进行“生产”的基本单位，一方面生产用于增 加未来收益的“产品”（劳动潜能、生育子女、子女教育、健康、……），另一方面则为 其成员生产“消费”（衣、食、住、娱乐、个人价值，……）。为此目的，家庭要利用两 种基本资源──家庭成 员的货币收入和时间，而且它是根据对有关相对价格、相对成本、相对收益、相对生产率 等因素的比较来做出资源配置决策的。例如，一个人今天接受一项货币报酬较低工作，但 能使他受到训练和获得经验，这就为他将来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高的报酬开辟了广阔的前 景。保健购买、花费时 间来寻求最佳的工作机会、迁居等等这类“人力资本投资”活动，都具有类似的性质。
按照贝克尔的模式，在长期中，所有这些人力资本的形成都会达到这样一点，在些点上， 这些活动的边际收入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简言之，在均衡点上，所有投资活动（包括人 力的和非人力的）的收益率都相等。从这一点出发，明瑟、舒尔茨和贝克尔及他们的一大 批追随者推演出一系列 命题，对很多经济活动作出了新的解释。包括收入分配模型、年龄与收益关系曲线、失业 的持续时间、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存在等等，都是运用上述观点来加以阐明的。
2.3.2.公共选择理论
在马歇尔时代的经济学抽象模式中,国家或政府很难找到它的位置。根据定义，政府活动 被视为“非生产性的”存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负担，应该把它约束在最小限度之内。凯 恩斯经济学和阿瑟·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最终使上述情形发生巨变。一整套新的文献 致力于分析市场缺陷， 与凯恩斯主义一起，深入研究国家干涉的合理性。
但早在50年代后期开始，有些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探讨这样的问题：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国 家或政府做出的决策确实最符合集体偏好结构？即使这些决策最符合公共利益，又有什么 东西能保证政府行为的结果确实符合社会利益。他们力图建构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政治秩序。当安东尼· 唐斯（1957）指出人们求官的目的在于收入、地位和权力，并且都会遵循以最少的稀缺资 源来实现其目的的原 则来进行活动时，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就仿佛成了一股吹进政治领域内的清风。紧接着詹姆 斯·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成立公共选择学会，力图重新用统一的经济学方法来沟通传统上 被隔离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两个学科。
他们以严格的“自利”措词来塑造所有的公共选择者——选民、政治家、官僚等等，并以 此来分析市场过程的本质和有关政治制度的框架。具体地说，公共选择理论探讨的主要问 题包括（1）政治制度与帕累托最优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哪种政治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有 利于或不利于提高社会 效率？（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2）官僚主义对社会财富的结构和社会财富的使用 效率有何影响？（塔洛克：1965）；（3）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阿罗，1951，布 坎南和瓦格纳，1977）。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并非神的造物，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 ，在其中作出决策与实施决策的人也会犯错误；国家的行动本身也要受某些“人造的”规 则和制度结构的影响；加之，选民“合乎理性的无知”、和“冷漠”、代议制中的“互投 赞成票”等等因素，很 难对立法官员和官僚追求私利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结果就出现“政治失败”问题,导 致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经济学家的许多经验研究结果，也证明“政治失败”的广泛存在 。一旦我们明白了政府也存在“失败”，那么，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评价，就得极为小心和 慎谨。正是这种理论思 维，使我们在实践中尽可能地把市场因素引入政府调节经济的具体行为之中。政府干预永 远是次优选择。
3.3产权理论及其“衍生物”
与上述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新的领域──“法与经济学”，把微观经济理论 用于分析法律制度的影响。《法经济学杂志》的创办（1964）是其重要的支柱之一。科斯 的著作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启示源泉。科斯不仅用“交易成本”概念来解释企业的起源（ 1937），也用它来解释产 权与效率的关系（1960）。他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产生于市场运行的成本、信息搜 寻和契约谈判的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的制度结构。它通过把某些交易内部化以 代替市场，从而实现交换效率。他进而指出，在存在广义外部性的情形中，只要初始的产 权界定清楚，只要产权 能够自由交换，私人谈判就会产生出一个有效率的结果（“科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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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帝国主义
在马歇尔那里，经济学是何等的狭隘、沉闷和平庸：“经济学……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 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经济学思维的逻辑势必使经济学 家越出这种核心地带。从本世纪50年代起，便出现以加里·贝克尔为典型代表的经济学“ 帝国主义者”。他们认 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其核心是由“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假 设组合而成的”（贝克尔，1976），这种经济学方法适用于人类行为更广阔的领域，包括 通常认为不属于经济范畴的犯罪、婚姻、教育、政治等等。正是这种分析方法，推动经济 学超出了自己的传统领 域（至少是19世纪末期它给自己划定的领地），向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社会 生物学等学科领地进行了帝国式的扩张。这种“侵略”是沿着多条道路进行的，多数侵略 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2.3.1人力资本理论是这种侵略的最重要产物之一。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是雅各布· 明瑟（ 1958）、西奥多·舒尔茨（1960）、加里·贝克尔（1964）。新领域的开拓，最初来源于 经济学家理解50、60年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特征的兴趣以及对于收入分配的性质和决定因 素的兴趣，后来拓展为对家庭行为分析的一般逻辑。明瑟建构了一个把个人收入的分配与 个人的教育投资联系起 来的模型，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个人获得收入之能力的形式，舒尔茨分析了人力资本 投资包括教育、培训和保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健性作用。贝克尔则给这一领域 以后的分析提供了基本概念框架（1964，1981）。
按照这种分析框架，家庭是一个象企业一样进行“生产”的基本单位，一方面生产用于增 加未来收益的“产品”（劳动潜能、生育子女、子女教育、健康、……），另一方面则为 其成员生产“消费”（衣、食、住、娱乐、个人价值，……）。为此目的，家庭要利用两 种基本资源──家庭成 员的货币收入和时间，而且它是根据对有关相对价格、相对成本、相对收益、相对生产率 等因素的比较来做出资源配置决策的。例如，一个人今天接受一项货币报酬较低工作，但 能使他受到训练和获得经验，这就为他将来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高的报酬开辟了广阔的前 景。保健购买、花费时 间来寻求最佳的工作机会、迁居等等这类“人力资本投资”活动，都具有类似的性质。
按照贝克尔的模式，在长期中，所有这些人力资本的形成都会达到这样一点，在些点上， 这些活动的边际收入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简言之，在均衡点上，所有投资活动（包括人 力的和非人力的）的收益率都相等。从这一点出发，明瑟、舒尔茨和贝克尔及他们的一大 批追随者推演出一系列 命题，对很多经济活动作出了新的解释。包括收入分配模型、年龄与收益关系曲线、失业 的持续时间、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存在等等，都是运用上述观点来加以阐明的。
2.3.2.公共选择理论
在马歇尔时代的经济学抽象模式中,国家或政府很难找到它的位置。根据定义，政府活动 被视为“非生产性的”存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负担，应该把它约束在最小限度之内。凯 恩斯经济学和阿瑟·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最终使上述情形发生巨变。一整套新的文献 致力于分析市场缺陷， 与凯恩斯主义一起，深入研究国家干涉的合理性。
但早在50年代后期开始，有些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探讨这样的问题：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国 家或政府做出的决策确实最符合集体偏好结构？即使这些决策最符合公共利益，又有什么 东西能保证政府行为的结果确实符合社会利益。他们力图建构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政治秩序。当安东尼· 唐斯（1957）指出人们求官的目的在于收入、地位和权力，并且都会遵循以最少的稀缺资 源来实现其目的的原 则来进行活动时，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就仿佛成了一股吹进政治领域内的清风。紧接着詹姆 斯·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成立公共选择学会，力图重新用统一的经济学方法来沟通传统上 被隔离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两个学科。
他们以严格的“自利”措词来塑造所有的公共选择者——选民、政治家、官僚等等，并以 此来分析市场过程的本质和有关政治制度的框架。具体地说，公共选择理论探讨的主要问 题包括（1）政治制度与帕累托最优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哪种政治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有 利于或不利于提高社会 效率？（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2）官僚主义对社会财富的结构和社会财富的使用 效率有何影响？（塔洛克：1965）；（3）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阿罗，1951，布 坎南和瓦格纳，1977）。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并非神的造物，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 ，在其中作出决策与实施决策的人也会犯错误；国家的行动本身也要受某些“人造的”规 则和制度结构的影响；加之，选民“合乎理性的无知”、和“冷漠”、代议制中的“互投 赞成票”等等因素，很 难对立法官员和官僚追求私利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结果就出现“政治失败”问题,导 致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经济学家的许多经验研究结果，也证明“政治失败”的广泛存在 。一旦我们明白了政府也存在“失败”，那么，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评价，就得极为小心和 慎谨。正是这种理论思 维，使我们在实践中尽可能地把市场因素引入政府调节经济的具体行为之中。政府干预永 远是次优选择。
3.3产权理论及其“衍生物”
与上述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新的领域──“法与经济学”，把微观经济理论 用于分析法律制度的影响。《法经济学杂志》的创办（1964）是其重要的支柱之一。科斯 的著作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启示源泉。科斯不仅用“交易成本”概念来解释企业的起源（ 1937），也用它来解释产 权与效率的关系（1960）。他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产生于市场运行的成本、信息搜 寻和契约谈判的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的制度结构。它通过把某些交易内部化以 代替市场，从而实现交换效率。他进而指出，在存在广义外部性的情形中，只要初始的产 权界定清楚，只要产权 能够自由交换，私人谈判就会产生出一个有效率的结果（“科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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