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腾飞之路和国家兴衰理论——兼评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也有一个过程，当其是针对原有的利益集团，旨在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而开始形成时，也许在客观上会采取某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和活动。特别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某些新兴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活动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张宇燕，１９９４）。《奇迹》在说明渐进式改革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之间? 钠胶馐保?栌昧艘桓觥巴镀蹦Ｐ汀保?导噬显擞玫木褪抢?婕?欧治觯??捶袢侠?婕?诺拇嬖冢辉谒得鳌案铣?铰浴钡难≡窈透谋洹⒏母锎胧┑难≡窈透母镏芷诘姆⑸?任侍馐保?蠖嗍巧缁岢杀竞蜕缁崾找娴淖芴宸治觯??鄙俣圆煌??嬷魈搴屠?婕?呕疃?木咛蹇疾臁Ｓ谑牵??嗣橇粝铝苏庋?挠∠螅赫??难≡窈途霾卟皇谴幼陨砝?娉龇ⅲ??且陨缁崂?嫖?荩?皇浅鲇诓┺闹辛α慷员鹊氖导剩??怯捎诙晕侍獾娜鲜丁Ｕ庋?焕矗?词棺髡叩姆治雒挥衅?胱约旱募偕枨疤幔??芨械胶芏嗟胤接写??徊降耐诰蚝蜕钊搿＊?BR>     从以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形成和作用为核心，而《奇迹》的理论则以战略选择为前提，三者各有自己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点，都对所论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解释，因而各有自己的长短。如果说诺斯的理论和奥尔森的理论着重于微观的分析，那么，《奇迹》的理论则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如果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制度规则的构造，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分析，那么，《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的产生也许与它们各自考察的具体对象不同有关。诺斯和奥尔森考察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而《奇迹》讨论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面对的条件和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条件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正是通过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其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讨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这时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的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制度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奥尔森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对所论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奇迹》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其经济发展的成功除了基本的制度条件以外，主要在于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自己的优势，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经济发展的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了自己的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奇迹》把分析的焦点对准了发展战略选择的原因。?


    三、几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比较和评论了几个相关的理论框架以后，我们想就《奇迹》中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些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关于“赶超战略”的选择问题?

    《奇迹》把发展战略作为外生变量，把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认为战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战略选择决定体制选择。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却有点绝对化。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作者把自己的考察范围和分析时段仅仅局限于５０年代以后。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其所以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仅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决定的，而且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政治领导人强国富民的经济理想（第１８－２７页）。其实，中国其所以选择了“赶超战略”，还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近代中国的发展来考察，那么，对此就会有新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落后了，中国人民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欺侮，反抗侵略，自立图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不朽篇章。先有洋务运动的师夷制夷，后有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的兴起，都是在富国图强道路上的探索和追求。前者的不成功和后者的慢腾腾，一方面把制度变迁和政治变迁推到了前面，另一方面也为制度变迁以后实施“赶超战略”准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在没有确立重工业优先的思想和认识以前，先有了公有财产制度的概念和计划经济的设想，有了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而行为的明确主张，因而也就有了放弃比较优势战略和选择“赶超战略”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在先，选择“赶超战略”在后，选择“赶超战略”是由实行计划制度决定的。笔者的这一分析并不是要否定《奇迹》的基本观点，而是想说明，战略选择和体制选择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二者之间也许是相互联系相互决定的关系。?
    中国选择“赶超战略”既非出于什么个人的好恶，而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历史曲折。从总体来看，这一战略的实施的确是代价巨大，收益相对较小，但从局部来看，这一战略也的确在一个时期和一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别的暂且不论，有一点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论，这就是，如果不实行“赶超战略”，也许中国今天还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至于这些东西的意义和作用，人们尽可以作出自己的不同判断。?

    第二，关于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育的关系问题。?

    按照《奇迹》的逻辑和结论，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进一步的选择是，从改变宏观政策环境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入手，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这一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宏观政策环境某些方面的改革的确相对滞后，如金融体制改革，但在一些方面并不如此，如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到１９９３年底，全国９５％以上的市县实现了放开粮价，放开经营的改革，为粮食和农产品购销和价格体制转入市场轨道创造了必要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条件。但是，进入１９９４年不久，一些地方粮食供应出现某些紧张，发生了一些抢购和囤积现象，粮食价格随之上涨，中央政府为稳定大局，宣布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１０％之内（这在当时就是不可能办到的），并认为粮食形势有可能危及大局，于是采取措施加强合同定购，限定粮食销价，清理整顿粮食批发企业，同时对棉花继续实行国家统一定价，供销社统一经营。农产品经营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复。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粮食和农产品经营的市场化不仅要有必要的宏观环境和市场条件，而且要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相应的市场组织，形成适当的市场结构。否则市场制度就没有它的实际承当者，市场活动也缺乏它的积极参与者，更无法产生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结和相互制衡，形不成有效的市场结构。目前，集市上虽然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