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

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  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  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  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  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  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  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注：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The  Ecological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118.)这种被观察到的环  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  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  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  。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  “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  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  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  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  态度变化(attitudinal  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  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  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  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  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  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  of  the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  of  what  ought  to  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  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  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  。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  中每一个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  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  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  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  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  of　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  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  ，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  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  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  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  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  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  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  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 

; 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  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  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  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  ?”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  。”(注：Ole  R.Holsti,“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A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ed.James  Rosenau,(New  York:Free  Press,1967),p.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  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  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  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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