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
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 炼,提出“行为准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 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 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 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 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注:Alexander George“theOperational 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 and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 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 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 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 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 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 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 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 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 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 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 图(cognitive 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 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 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 amplificationof relevant 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 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 Rosati,“A Cognitive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 Foreign PolicyAnalysi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ds.,Laura
Neack et. al.,(NJ: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 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 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 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 B.Bobrow,“The Chinese Communist Conflict System,”Orbis,9(Winter 196
and the Vietnam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no.21,1977.)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 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 啬鬼(cognitive 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 )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 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 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 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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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 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 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 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 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 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 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 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 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 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 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 图(cognitive 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 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 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 amplificationof relevant 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 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 Rosati,“A Cognitive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 Foreign PolicyAnalysi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ds.,Laura
Neack et. al.,(NJ: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 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 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 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 B.Bobrow,“The Chinese Communist Conflict System,”Orbis,9(Winter 196
6);H.Boorman and S.Boorman,“Strategy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in China,”TheAnnals,370(March 1967);Tang Tsou and Morton H.Halperin,“Mao Tse-tung's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Peking's International 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9,(March 1965).)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 政策。(注:Stephen G.Walker,“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Henry Kissinger's 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no.21,1977.)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 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 啬鬼(cognitive 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 )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 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 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 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