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

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  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  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  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  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  “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  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28  .)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  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  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  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  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  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  程。(注：Deborah  W.Larson,Origin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  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  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  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  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  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  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  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  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  识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  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注  ：Jerel  A.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Belief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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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Impact  on  Behavior(Columbia  S.C.University  of  SouthCarolina  Press,1987).)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  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  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  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  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  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  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  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  ，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  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  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  ，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  ，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  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的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  。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  ‘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注：JerelRosati,“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  ForeignPolicy  Analysis,p.67.)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  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  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  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  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  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  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  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  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  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  究对象本人或对与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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