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

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  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  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  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  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  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  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  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  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  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  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毛泽东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  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  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  ，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  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  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  等。(注：David  Shambough,Beautiful  Imperialism: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  —199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  程跟踪程序(process  tracing  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  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  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  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

等。这种对  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  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  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  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  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  者的观点和看法。(注：Keith  L.Shimko,“Foreign  Policy  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  Drug`Wars',”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  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  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  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  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毛泽东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  ，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强奸”，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  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  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  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  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  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  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  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  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  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  (注：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n,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Vietnam  
Decision  of  1965(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  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  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  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  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  ”，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  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  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  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  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第5页)》